《二胡艺术的闵惠芬时代》

作者:刘光宇

闵惠芬是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最具影响力的旗帜性人物。

本文对闵惠芬二胡艺术进行概述、评鉴。

第一章,以起、承、转、合的典范性、时代性、声腔化、人民性阐述闵惠芬的艺术贡献。

第二章,从真、善、美的追求与实现阐述闵惠芬的精神境界。

第三章,从提升国家“软实力”及其效果阐述闵惠芬的中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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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闵惠芬生平简要

二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及审美认同。

闵惠芬,是当代二胡的象征。

闵惠芬时代,是闵惠芬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以其音乐艺术的特征、价值和影响为依据来划分的时期,也是个人生命的时期。

作为时代开创者,闵惠芬为中国民族音乐奋斗了一生,引领中国二胡艺术发展半个多世纪,用丰富的作品拓展了二胡的文化视野,用卓越的演奏打开了二胡的历史空间,用执着的追求成就了民族音乐的里程碑,用对生命的热爱升华了精神境界,铸就了高贵人格,在我国音乐史上树立了光辉的丰碑。

闵惠芬(1945—2014),生于江苏宜兴。八岁随父学习二胡,先后师从王乙、陆修棠、刘明源、李慕良等。十三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跃级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本科。1969年毕业后,曾在中国艺术团、上海乐团、上海艺术团担任二胡独奏演员,1978年调入上海民族乐团。是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

其代表作(演奏、创作、改编、移植)有:《江河水》《新婚别》《长城随想》《新婚别》《红旗渠水绕太行》《赛马》《阳关三叠》《逍遥律》《卧龙吊孝》《宝玉哭灵》《洪湖主题随想曲》《寒鸦戏水》《音诗—心曲》《二泉映月》《病中吟》《游园》《第一二胡协奏曲》等。

 

第一章  闵惠芬的艺术贡献

本章从典范性、时代性、声腔化、人民性阐述闵惠芬的艺术特征和贡献。典范性所讲的境界是起,时代性所讲的作品是承,声腔化形成的突破是转,人民性达到的艺术目的是合。

(一)典范性

典范性是闵惠芬二胡艺术的境界所在。它的核心是其艺术境界及所包涵的情感、气运、格调和韵味。这种神韵与内涵,是“法无定法”的硬功夫、真功夫,也是诗外功夫。

艺术境界的生成,离不开对手中“器”乐的认识定位。二胡是线性乐器,按《乐记》“物感说”属线型思维类,也是中国单音文化体系中的一种。与之相似、不同门类的还有书法,“一画之笔迹,流出万象之美”。这种没有其它手段辅助的艺术,其“留白”甚多,是特点更是难点,因而只能靠缜密的思维,过硬的功夫和神韵,去纵横“水平线的恬静,垂直线的庄严,扭曲线的冲突,弯曲线的柔软”(《美学原理》帕克),来达到相应的境界。

艺术境界的生成,离不开艺术处理的若干原则,闵惠芬将之确立为“情、气、格、韵”——

情,汉语写法左为心,右为青,是生理与心理的升华,是人的喜怒哀乐的反应,也是心境,更是对事务的牵挂。闵惠芬强调:“情,指演奏时情感要真切,要有分寸,要情动于中,声情并茂,自然流露”。艺术必须被情感包裹才能产生艺术的效果。情是感性的根本,是艺术的首要切口,是演奏者与听赏者共鸣的要冲,感情对感情说话,感情才能被感情了解(费尔巴哈)。将“情感的自然表现”切转为“情感的艺术表现”,既需先天更是后天的智慧通化。“音乐表演中的投情,应根据艺术需要,呼之即出,挥之即去,挥洒自如,变化有序。它以表演者的真实情感作为种子,同时又提炼、升华了的音乐中的情感融为一体的艺术化情感”(张前)。动情动心,真情真心,方能深入进行审美活动,方使“悦耳悦目”进入“悦心悦意”的新阶段。“声情并茂”是为艺术的生命。

气,在天形气,精神成气,也是构成人和维持人的自然生命、思想活动最基本物质,更具有景象意义。闵惠芬指出:“气,要气韵通达,气质纯正,心随气运,意到声发,隐迹立形地树立丰满的音乐形象,生气远处,从而达到‘传神’之妙境”。“墨出青松烟”,气是艺术的源,有气才有命,有命才能生,“人之生,气之聚也”(《庄子》)。她把哲学讲的气韵和美学讲的气质并举,使旋律在气韵中呈现气场、气度、气势和锐气、勇气、志气的万千气象,在自然之气,社会之气,文化之气和生命之气中拥有艺术灵魂。音乐在浩然正气中,气贯长虹。

格,指标准、品质、局面和拥有,也是精当的追求与修围。闵惠芬说:“格,高尚的格调,使音乐有‘人格’‘性格’,具有‘角色感’,音乐应该通过轻重疾徐、抑扬顿挫的音响描绘对象和特定环境,表现人们的各种思想和情趣。当我们演奏时,要努力进入‘角色’,除了留下一根审视自己的神气外,应不遗余力地投入音乐”。这里讲清楚了规格、功能与法度。特别是将斯氏的“体验”,布氏的“表现”,梅氏的“虚拟”综合的“角色感”来将演奏“人物化”,进而统一着“两个自我”(一为演奏者,二为人物),将音乐带向复合,随之产生功能。这种功能是将审美活动引向“悦神悦志”的规格,形成文化化人的品格,达到艺术养心的法度。

韵,《说文解字》:和也,从音员(圆)声,古与均同。最具历史感,生地气,合音律,致风情。闵惠芬强调:“韵,音乐的韵味,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我们民族的神韵,着意于民族音乐的语言美和器乐声腔化,把二胡的‘弹、注、吟、揉、顿、挫、滑’等传统技法发挥得更具魅力”。闵惠芬从戏曲、歌剧、民歌、小曲、曲牌中发展二胡音乐,开创了器乐演奏声腔化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使二胡更加贴近人声及人情,更加透出声律的风格和风骨,更加具有中华民族的神采与神韵。说到底,韵,直接体现了乐感,也包含了我国各民族的、各地区的、丰富的生活姿态、文化特征、艺术提纯,是中国民族音乐最精华、最独特的体现,是音的浓度,乐的醇度,时间的广度,空间的厚度,韵能“醉”人。

“情气格韵”是共同为艺术的感动服务的,它的目标是准确生动地塑造音乐形象,是闵惠芬二胡艺术灵魂——神韵与内涵的支柱,也是艺术境界的支撑。

“情气格韵”不仅属于演奏能力,也属于文学造诣,乐涵诗性,诗助乐化。将音乐过程在诗化中,也正是音乐的特点,掌握者是诗事乐,物我化一。

艺术境界的生成,最终是半个世纪来闵惠芬始终以中国美学的意象为本,以中国音律的礼乐为根,以“情气格韵”为法,以“打出一条新路”为径,拥有了不同凡响的神韵与内涵,生成了她的时代现象、发展道路和高峰典范。

 

(二)时代性

时代性是闵惠芬二胡艺术的生命之源。闵惠芬与时代同命运、共呼吸,为时代而歌,推出了一大批引领和满足时代需求的音乐,丰富了二胡作品的思想内涵,打开了二胡曲库的历史空间。

引领时代,其根本还是靠作品说话。

纵观闵惠芬代表作,其“主旋律”是以时代需要为线索来进行积累、走向丰富和成熟,又尤以创作占绝大多数,包括改编和移植。创作是她主动性的特征,非把视野拓展到一度不可。她的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她是一位具有强烈参与意识和创作热情,具有鲜明个性和价值观引领的成熟、负责任的艺术家。不论历史题材或是现实题材,无论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为她所处的社会发生深刻和快速变化作出客观反映。在其演奏和创作题材中,有新兴水利改变山河的赞叹,有歌唱劳动丰衣足食的喜悦,有动物生态喻事拟人的描绘,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的咏叹,有痛定思痛文革政治的反思,有聚焦战乱家国流离的患难,有融会贯通化唱为奏的出新,有灵魂升华生死浑忘的翻卷。这四十余首代表作“能使秋月白,能使江水深”,口口可唱,人人可拉,曲曲可传,既代表时代先进性,但又不孤芳自赏脱离实际。

如,讲老百姓故事的《江河水》,将“小我”化“大我”,将原是个体的、女性的哀怨化为群体的、民族的意象、人民的不幸,又在以“我就是”来“现场控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性,石破天惊地确立了闵惠芬演奏风格;

具有史诗成分的《洪湖主题随想》,她将时代中人的愿望植入到一度并充分发育。这种依靠旋律结构原则,采用曲调连缀的手法,是对声腔化中华神韵的阐释和再造,迎来“自古英雄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普遍而深刻的认同,三十年后依然是二胡舞台的经常性曲目;

首开时代先河的第一部大型化、交响化、协奏型叙事曲《新婚别》,以大处落墨,细处精描的手法,将江山社稷这一重大题材,化以人物来描述,一反传统重山重水,而直接人物写生,直击人物内心,使社会为之一振;

一马当先,万马疾驰,气势昂扬,时代奋发的《赛马》,经闵惠芬设法抢救、演出而绝处逢生。这首超微型作品拍拍精巧,句句精道,每演精彩,举世经典,具有放之天下而公认的知名度,成为亿万人民的喜爱,创中国二胡演奏率之最;

不重复别人,不重复自己,古为今用,他为我用的《逍遥津》,变戏为乐,以奏为唱,在人物的且恨且痛,声腔的亦顿亦挫,演奏的即收即放中,将历史叙事和戏曲功夫,在二胡运弓走指中做出了“声腔化”的大学问,形成了独立特行的演奏法,化出了时代的新境界;

将潮州音乐为本,西安鼓乐为形的《寒鸦戏水》,以喻物言志的生命赞美,春暖鸦知的人格化提炼,把民间音乐的基因再造,是传统音乐的时代新解。音律的准——不准——准,寓意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用于生活。在潮州大铜锣、狗叫锣的“陪嫁”中风行于天涯海角;

“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时代巅峰之作《长城随想》,将浪漫主义——理想的胜利推向极致,更以心有多大天有多大的有我之形来化无我之境。长城之上,君临万物,她的第一弓即捕尽五千年沉浮,又以绝无仅有的生死体验,“拉出我第二条生命”,以血肉之躯再铸弓弦长城。

之所以成功地将《长城随想》推向了中国民族音乐划时代的最高峰,那是因为闵惠芬做好了历史性准备,包括生命的牺牲,大势必发,大成必然。她指出:“一个从事演奏艺术的人,应该把写在谱纸上的音符,把作品的意蕴情趣,把作曲家的乐思和在作品中倾注的情感,把自己心灵中最生动、最真挚、最富内涵的思绪化作琴声,再现出来,显示其内在的美和灵气,把人们引向崇高的艺术境界,从而激起人们心灵的回响。这是我的艺术志向。”(见《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第一卷72页)。这样的志向形成了《长城随想》惊天地、泣鬼神、博大精深的演奏神韵。

神韵,是《长城随想》核心,即使在生命垂危的1985年,闵惠芬将这一认识概括进了《博大境界中的民族神韵——论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演奏艺术》的万言书中:“《长城随想》那思潮滚滚的激情和柔肠寸断的心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是那样地贴近,那样地吻合,那样地让人引起共鸣。只要循着乐思的发展去挖掘其深刻的内涵,依据我们民族的音乐思维传统去体味妙处,当能不同程度地悟示一种精神来,这精神便是民族的神韵。而要发展民族音乐,最要紧、最不可忽视、最需下功夫的即在于保持和发展这种神韵。外来体裁的借用,传统手法的运用,技术技巧的施展,都不应离开这一最可宝贵的特质。另一方面,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精神气质都在不断地变化着、丰富着,因而民族音乐的风格、技法自然需要随之变化,要不断充实它、发展它,使其具有现代生活气息和精神素质。《长城随想》之所以能经受群众和二胡界同仁检验,我认为主要出于上述原因。”她的艺术思想与演奏实践,成为《长城随想》的最高原则和价值遵循。

还应该注意到,天人合一的还有《二泉映月》。“望断天涯路,何处是归宿?茫茫长夜行,誓言慰孤独”。《二泉映月》承载的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积弱积贫的呻吟与呼号。且听四十年前,文革当中,年少的闵惠芬与阿炳的灵魂对话(见闵惠芬《孤独的夜行者》)(无锡语):

“阿炳先生,我要为您演奏了。”

“我来了,你小小年纪,已晓得人世的苦恼,罪过人啊!”

“我哪里比得上您吃格苦,你俚一生一世一个人,只有胡琴陪伴你。”

“现在倒好了,我在奈何桥那边,连阎罗王都喜欢听我拉琴。”

“这年头,我这样拉适时不适时?”

“何谓适时?适时者,乃合天意,合民心也。你看天下,田园荒芜,哀鸿遍野,人心浮动,国无宁日,不堪忧伤。琴音含人心,哀音惊世人,我等应立正祛邪,至少出淤泥而不染。”

“请教您,格调真谛如何?”

“速度则初徐缓而渐紧缩之,音韵则刚柔而相济之。刚者,音质抱朴若拙;柔者,行韵清微含凄。第一曲调与第二曲调循环轮转,旋律强弱依音势走向随之起伏。轮回到第五次,须全神贯注,弱起渐强,丝丝紧扣,步步紧缩,激情勃发,气冲霄汉。最后一个轮回你俚奏得比我慢,这样甚好,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你俚音中透出了你格大慈大悲之心,我听得出格,你对我格同情和你自家的苦恼孤独已融为一体,真是难得,历史长河不会断格,你多拉几遍,我再助你一点神气”

这是闵惠芬与阿炳的神缘,是与阿炳的灵犀,只有神灵交通,日月修炼,方才将凡间物理之声,化作天籁之音。

有人说判断历史的功绩,是根据他们是否比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而对后世的影响。闵惠芬的创新实践及次次超越,不仅拥有宗教般的至高点,也揭示出中国二胡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二胡的一番番历史叙事都与她的名字相关联,二胡的一部部经典华章都以她的解释为永载。在古与今、雅与俗、巨与微、悲与喜的推来拉去中,她把二胡艺术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新境界,“有筋骨、有温度”(习近平论文艺)让其突破了乐种的限制,使之影响力和震撼力空前超群,成为时代艺术的象征。

这些中国功夫的成因及其对时代主旋律的表达,源于闵惠芬懂得中国、懂得时代、懂得舞台、懂得民心。是中国,就要考虑国情、考虑观众,就得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来时代化。现在看来,若没有不断理解生活、理解时代的坚韧努力,就创造不出来真正的艺术。闵惠芬在舞台上创造出了浓郁贴切的生活情调,创造出了有血有肉的真实形象,从而完成了艺术家的使命担当,展现这个时代的人性及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而被时代推崇,更成为划时代经典。

 

(三)声腔化

声腔化是闵惠芬对二胡既有定式的突破,是对二胡艺术独特而重大的贡献。它以崭新的样式,丰厚的内容,独具的特征,打开了二胡的历史空间。

声腔化源于对戏剧的研究,而戏剧又是一个巨大的领域。从创作的角度看,写戏就是写人,写人的性格,写人心理行动背后的心理动机深度。从行动的角度看,有音乐的时间,还有音乐缺少的空间。从体验和体现包括虚拟的角度看,它有鲜明的典型性人物呈现。闵惠芬立主脑,密针线,从京剧入手,掌握戏剧的基本要素:立意(主题思想)、要给观众什么(最高任务)、怎么给(贯穿)和结果(思想的目的)。她从唱段切入,研究出“唱”是由“人物”内心的“愿望”开始,否则是“无病呻吟”,她避免了从内到内——只有情绪,或是从外到外——只有形象,把“唱”这种外部活动转入内心活动,终“唱”出角色的语言感,音乐的行动性,戏剧的人物化。这一戏剧思维的建立,使她的弓弦像说话般地将自己扮成一个事件的目击者向围观者说明事发经过,同时还将围观者——台下观众视为共同范畴,让他们在走出剧场后被寄予了一同改变世界的期望。这是多么大的戏剧音乐化力量。闵惠芬从京剧深入,再从京剧化出,横跨歌剧、粤剧、越剧、沪剧、迷胡、锡剧、川剧、黄梅戏、云贵花灯、昆曲、民歌……这些宽口径、多纵深的各地戏剧和民间音乐探索,使她的思想产生的愿望、进而产生的演奏及情感得到最终统一,揭开了戏剧寻找人的精神生活中的若干谜底。说到底,是建立了二胡的灵魂——歌唱性——器乐演奏声腔化体系,从而使二胡呈现出更富民族性、艺术性,更动人、更感人的中华民族音乐品格。

将声腔通化在弓弦中,闵惠芬的办法是先会唱(节奏尺寸,吐字气息),再会拉(规划弓指法、揉弦法、力度感、音色感),先有形似,再有神似,神似的手段就是“角色感”——表现人物,“性格感”——一人千面,“润饰特征感受”——精妙韵味,“语韵感”——中国四声(ˉˊˇˋ)。将各地生活提纯变成了弦上歌咏,因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地千变万化出《卧龙吊孝》等八首京剧音乐和《昭君出塞》(粤剧),《宝玉哭灵》(越剧),《绣荷包》(沪剧),《迷胡调》(迷胡),《双推磨》(锡剧),《打猪草》(黄梅戏),《游园》(昆曲)以及泛声腔化作品《夜深沉》《川江》《阳关三叠》《草螟弄鸡公》《洪湖主题随想》《锡韵吴调》等琴歌、民歌、歌剧的独奏、协奏的各种形态音乐,丰富了二胡的艺术内容,拓宽了二胡的文化视野,使中国戏曲与中国音乐结合,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统一,内心因素与外化因素一致,成为二胡艺术崭新的系列。

以上是从艺术方面看。再从声腔化的文化价值看,它固守了中国人的宗姓。

有人曾说,1840年以来,民族自信被摧残,中国在物理上曾被占领,文化上也存在着可能集体意识上自我殖民的危险。这话并非耸人听闻。现在,假如有人说在美国有一半的影院在演中国影片,这一定认为是在开玩笑,反过来呢?人家的东西已占据我们半壁江山。文化艺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如果一个民族文化消失了,这个民族将会怎么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不可忽视,东西方地理位置不同、人种不同、历史不同、文化及意识形态就不同。在经济的世界“通婚”中,如何保障文化上自己“基因”的独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固什么基,上层建筑和文化界必须牢牢把握。要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改革创新,是进行中国化的创新,而非全盘西化。文艺发展中,传统与创新从来不是两个极端,要继承先前时尚潮流合理成分,否则就不能成其为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及现代化下的文化只有积极关注中国的问题,才能得到时代和观众的共鸣。声腔化恰好以中国式的形式创新做到了这一点,它以一种精神家园的坚守,呼唤民族性的复归。声腔化扎根中国,为了中国,忠于中国。

 

(四)人民性

人民性是闵惠芬二胡艺术的根本目的。体现在为人民演出上,在演出中实现艺术愉悦于人、艺术服务于人、艺术教诲于人、艺术升华于人的目的。这是她二胡艺术的最高任务。

二胡的“二”看似简单,但在简单中告白了必须的过程:两弦的统一,两手的统一,琴人的统一,进而是台上与台下的统一,音乐与目的的统一,艺术与生活的统一。二元法是二胡的基石。她运用二胡构建二元法的艺术观及前进方向。

纵观闵惠芬所处的社会的变迁,中国民族文化遭遇了几次冲击。从文革时期的把历史文明中的精华和糟粕一并视为有罪,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唯经济主义使文化边缘化。这是历史的教训。

改革开放之初,国门洞开,思潮泛起,“向西看”和“向钱看”充斥社会,民族文化极度弱化,民族音乐无人问津。一边倒的流行音乐,在娱乐第一中,使人心物化,人文精神随之流失,这使得民乐业者或沉溺、或弃而从它。在此背景下,闵惠芬深刻意识到,大国崛起,一定包含文化的崛起,而文化的某些原则和理想一旦发生动摇和不稳定时,就会产生各种潮流,泥沙俱下侵蚀意识主干,这已经从此前的经历中得到警示。她把握着趋势,她走在了前面,她进行抢救式地推广和普及。上百场“三无”式的(无人邀请,无人委派,无有报酬)义演!每年!她奔走校园、奔走工矿、奔走田间、奔走营房,不论东西南北,不论夏酷冬凉,一弓一指,亦曲亦讲,声声绕梁,句句心长,一场一场,百场千场,水滴石穿,化人心房。她要让人们知道,中国人要姓自己的“赵钱孙李”,文化属“文”绝不属“商”。她从人的愿望出发,以人性人文的沟通,以一个个故事表达和一对对性格矛盾来引起观众的共鸣,不可思议地把隔壁大喊大叫、声光刺激的流行音乐给比了下去,把青年拉了回来。在上海财经大学,她和大学生们谈心,绘声绘色地讲了高山流水,伯牙碎琴的典故,然后说:“我觉得俞伯牙似乎太死心眼了(这时学生们大笑),他完全可以迈开双脚,寻求新的千百个知音。我不敢与俞伯牙相比,可我要寻求天下的知音,要为千千万万的广大观众演奏。于是我来到你们中间,谁说大学生不喜欢民族音乐(此时学生们热烈鼓掌)!我今天受到你们的热烈欢迎,使我感到了无限幸福。”(见闵惠芬《我的第二个艺术春天》)。她以“唤起民众”的劝化和心灵的按摩,使民族音乐薪火相传,这是闵惠芬的历史贡献。

她怀着仁爱之心,把身段下沉到最渴望艺术的地方。一次在甘肃定西,一个非常干旱和贫瘠的荒漠地区,闵惠芬吃着咸菜和手擀面,自带录音机放伴奏带为乡亲们可亲地演出,连牛都听得大吼了一声!1992年隆冬,安徽利辛,她心中惦记着治河工地上的农民,执拗地提出上一线慰问,她被冻得脸部肌肉发僵,手指发疼,农民兄弟把她团团围住,越围越紧以抵御寒风,闵惠芬掏心窝地连拉八曲,琴声温暖,感天动地。1999年在西北镍矿矿区,为了让每个工人兄弟都听到二胡,她不辞劳苦,在主场与大乐队演出后,主动地一个矿接着一个矿地连轴演出,一把椅子,一把二胡就是装备,那坝子里,房顶上,成千上万的人欢声雷动。在浙江的一次露天演出,人们打出大横幅“爱民乐就爱闵惠芬”,反映出她的人民性和代表性。她把音乐普及到儿童,将音乐会变为故事会,她讲道:“我的家乡可美了,有水,有竹林,鸟儿在竹林里歌唱。”于是她学起了鸟叫,小朋友顿时欢腾起来。她接着说:“有一首乐曲就是表现鸟叫的,它叫《空山鸟语》。谁写的?一个叫刘天华的人,他非常了不起,我拉给你们听。”小朋友听懂了《空山鸟语》,响起热烈掌声。她的信念是“凡是有人的地方我都要去演”——哪怕有一次观众只有13个人。

闵惠芬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仅看一些统计(见《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第一卷31页、180页):1982年12月,她虽绝症术后复发,但仍坚持在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7所高校举办讲座式音乐会;1987年3月,她化疗还未结束,即进入大中小学普及;1994年演出176场;1995年演出228场,讲座式音乐会14场,观众216450人;1996年演出180场,讲座式音乐会25场,观众169930人;1997年演出103场,讲座式音乐会19场,观众154030人。这些巨量场次是她常常一天连演4场拼下来的!这是明明不可为而为之,是生命的透支,进一寸则短一尺,折寿啊!2004年她策划了每两年一届的徐州国际胡琴节,其中十二辆二胡花车和1500人的二胡齐奏及长达4公里的大游行,创吉尼斯纪录。自2005年起发起长三角地区民族乐团汇演,第一届400人、20支队伍,第四届1800人、50支队伍,第七届已是3000多人、76支队伍并吸引了海外和国内其他地区参加,已成为民乐界的“人民战争”,她使活动成为品牌并不断持续了下去。当某一天,民族音乐拥有天下的知音时,请不要忘记这是闵惠芬们用生命去做的铺垫。“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等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是二胡也是闵惠芬最大的政治,是最大的公益,是向人、向社会注入信仰、文化和爱心。这是向所有努力认真活着的人们的致敬。闵惠芬用数据承担了艺术家为人民的责任,用奔命拓展了民族音乐的受众群,用感召激发了一大批民乐工作者的信心与责任感,实现了她艺术人民性的政治担当。

典范性、时代性、声腔化、人民性,这一闵惠芬在艺术上起承转合的结构、控制和实践,最终形成在人性上悲欢离合的诠释,在时间上春夏秋冬的纵横,在空间上东南西北的覆盖。现象与实质、主观与客观、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规律把握,使她完成了民族音乐艺术的时代贡献。

 

第二章  闵惠芬的精神境界

精神是人的重要心理特征,境界指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闵惠芬的精神境界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中,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真善美,属哲学范畴,其定义在《价值事物的三种基本类型》中指出了人类的三种划分:思维有序化、行为有序化和生理有序化。闵惠芬在真善美的精神上,追求真实、真理、天真无邪;善心、善智、意善无私;美德、美学、美无杂染,是真者见智,智者大善,善者有知,知者有觉,觉者皈依的统一。在真善美的艺术上,追求真,艺术的真实性,反映生活本质;善,艺术的倾向性,对社会的意义和影响及导向;美,艺术的完美性,在个性中创新、形成、发展,是真之与正,善之与同,美之与共的真情、善于、美妙的统一。在真善美的最终检验上,从社会效果和实践结果看,她做到了认识活动追求真,意志活动追求善,情感活动追求美,使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最终为人、为社会服务,完成了长远性、全局性、主观性、客观性的统一。“闵惠芬一贯坚持真善美的统一,内涵美与形式美的统一,演奏技巧与艺术表现的统一。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当代音乐艺术家的优秀品质,并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时代民族音乐艺术家的楷模”(张前,《刘天华道路的卓越践行者——闵惠芬》)。

真善美聚焦在人格体现上,又使人格成为艺术的支撑,“人欲善其艺,必先立其品”。她说:“我常常主动去体验老百姓内心的感情,他们崇高的心灵是什么,我去想象,再去追寻,我要去代言,所以坏事我从来不做!”人格的高尚更促进了她跨越生死、超越自我、不趋利益、不计得失的精神实现。因为去追求真善美的人格,才有真善美的作品,才有真善美的实践结果。

人不能完全摆脱动物性,但人性的程度在于摆脱了多少动物性。这一自我摆脱的过程,是她以社会属性战胜自然属性的过程。“我背着二胡走遍天下,交会了国内外千千万万知音,我没有虚度,我没有气馁,而是义无返顾地一步一步攀登艺术高峰,为迎接文艺百花的盛开播种、耕耘”。她在修正自我,完善自我中,形成并发展了精神的境界:正义、公道、担当、舍生、无私、仁爱、诚实、勤奋、谦虚。

她单纯、甚至是天真,从不算计。如在她担任全国重大二胡比赛评委或主任时,从不会因有自己学生参赛假公济私而却总是公而忘私、公而无私。她说“心地不善良的人是不配搞艺术的”。灵魂吃饱,心绪夺定。

三十年前,因患癌症的闵惠芬经历了6次大手术,15次化疗,生命危在旦夕的她决意不能把艺术带进另一个世界,便挣扎在病榻上写论文、搞创作、教学生。仅在1985年,她呕心沥血论《博大境界中的民族神韵》在全国二胡邀请赛上经人代为宣读,成为演奏《长城随想》的纲领性文献和教科书;她把躺在丈夫怀中,亦醒亦梦时发出的那些蓝色的旋律谱成了摄人心魄的生命之歌《音诗—心曲》;她冒着39度持续不退的高烧,在病房中让学生耳朵贴在她嘴边气息奄奄的叮嘱再叮嘱……她以超人的大善大德,实践“生命不息、艺术不止”的诺言:“生命对于我更大的诱惑就是事业,离开心爱的艺术,生命又有何意义?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更强烈的使命感。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民族音乐的发展还不够,我要拉琴到永远,直到我背不出乐谱的那一天——永不断弦!”

在她起死回生,战胜病魔后的第一次复出排练的那一天,“当我穿越乐队走向我的座位时,止不住热泪盈眶。合乐第一遍演奏,我完全在不正常的情绪之下,几乎全身发抖,喉头哽咽,第二遍才进入正常情绪——这铭心刻骨的音乐使我又回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中……”这是死亡擦肩后生命和艺术回归的百感交集,是肉体与精神的彻底顿悟。在那之后的又一个三十年里,闵惠芬以超常的毅力,对虚弱身体的全然不顾,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对二胡新的学术规划、理论建设、重大赛事、创作演出、出版发行的提高与普及这两个重任之中,特别在培养新人上,有教无类,全心提携,倾其所有。有一次,她为合乐的学生上现场课,蚊虫叮咬,她就自己端着蚊香,边走边讲,边防范边指教。就在她逝世前一年,经过艰苦编辑的《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第三卷、《闵惠芬二胡演奏曲集》简谱版、五线谱版及CD和《闵惠芬二胡艺术》DVD出版,这是留给后人沉甸甸的极为珍贵的财富。即使这样,她仍还在自我励志:“老家伙,跟上年轻一代,不能停,前进前进,前进——进!”她用自己的全部与二胡“神交”,所体验与创造的生活的真与道德的善和艺术的美紧密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闵惠芬历尽69个春秋,以崇高的精神境界,实现了她志向高远的诗章“神接天宇之气,韵含山河之光,情寄万物之灵,乐映千古之源。”她把一切献给了音乐艺术、献给了祖国人民、献给了光辉时代。

 

第三章  闵惠芬的中外影响

文化,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非强迫性地对外吸引和感染,对内凝聚和创造。它以无形力量,以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深刻影响人们自身长远生存方式和一个国家人们对一个国家、民族的整体看法。

闵惠芬为中国文化、中国音乐“与世界并驾齐驱”作出重大贡献。她有力地展示并提升了国家“软实力”,弘扬了中华文明和当代价值观。1973年中美外交破冰,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在交流中,世界音乐大师奥曼迪评价她是“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1977年世界十大指挥家之一的小泽征尔被她的《江河水》感动得伏案恸哭“拉出了人间悲切,使人痛彻心扉”。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评论员称她为“世界伟大的弦乐演奏家”。法国报纸评论她的演奏“连休止符也充满了音乐,具有不可抗力的魅力”。苏丹总统尼迈里说“听了《江河水》,我知道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苏丹人民的苦难是相同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赞叹“中国的民族音乐走在了朝鲜民族音乐的前面”。闵惠芬先后出访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感到了中国、中国文化和闵惠芬的中国文化软实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闵惠芬坚守“老百姓爱听的就是我爱做的,这才对得起老百姓”的理念。正是因为她始终把真心真意放在了音乐中“并永远自我督促”,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因而受到了人民大众广泛和长期的喜爱,具有家喻户晓的巨大影响力。“闵惠芬”三个字是品牌、是经典,往往成为一呼百应、一票难求的文化现象。在专业领域,几十年来闵惠芬的音乐往往就是教材、就是风标、就是铺天盖地的潮流,影之随形,响之应生。大家对《江河水》模仿,对《赛马》模仿,对《喜送公粮》模仿,对《阳关三叠》模仿,对《洪湖主题随想》、《新婚别》、《长城随想》模仿……几乎出来什么就风靡什么。可以说,她形成了二胡的“意识形态”,在思维方式、精神内涵、积淀变化、渗透染化等方面,吸引感染,凝聚创造,引领了二胡艺术的方向,引导了二胡大众审美风尚的形成。

2014年5月12日,当闵惠芬的生命永远停止的时刻,全国的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上海、重庆、江苏、浙江、辽宁、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香港、台湾……顷刻进行大规模、高密度报道。在告别会上,巨幅挽联写到“领时代强音创国乐伟绩艺术千秋垂青史,为大业奋身为人民尽瘁情怀若谷铸丰碑”,这是组织和人民对她的概括与肯定。原国家主席、副主席,三届总理和几届副总理及上海市四大班子以及社会各界敬献一千多个花圈。一位年届九旬的老人,在子女的搀扶下,早上四点就来到殡仪馆,与不计其数的从海内外专程赶来的人们表达对她的无限崇敬和沉痛哀悼。在公交车上,一位司机说“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电影《百花争艳》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都知道她。她走得太早了”。在报摊里,卖报纸的老太太说“她平时里看起普普通通,可在舞台上就光彩照人,太可惜了”。在海内外,人们纷纷举行追思和纪念音乐会深切缅怀,“一个乐坛巨人倒下了,留下的音乐,永世萦绕。新加坡华乐团,带来她的千古绝唱,敬献给在天堂微笑的闵惠芬大师。”一个人的逝世牵动那么多人的心,说明只要一心为民众,民众就永远不会忘记!

几十年的光辉历程,闵惠芬先后担任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民族音乐委员会主任,第六、七、八届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民族音乐委员会主任,刘天华阿炳中国民族音乐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刘天华研究会会长等。荣获“上海之春”第一届全国二胡比赛第一名、中国唱片公司首届金唱片奖、上海文学艺术奖、香港世界万张唱片比赛“十佳之最”第一名、文化部全国优秀工作者称号、中国文联和上海文联德艺双馨艺术家荣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连续三届全国优秀女职工以及上海市劳模、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十大杰出女标兵等。这些荣誉,是闵惠芬作为时代象征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而她把这些化作“蜜成花不见”的大化境界,化作不断创新的源源动力,化作奋身艺术的时代使命。

 

结语·闵惠芬时代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闵惠芬把生命献给了艺术,把艺术献给了人民。

作为党员,闵惠芬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理想信念,使她义无反顾地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国乐思想的继承者、创造者。她以“二为”方向和“三贴近”方法去践行“中国梦”的文化复兴,用音乐催生人的精神,不愧是先进文化传播者,弘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作为艺术家,所缔造的“二胡第一曲”反映了人的典型性,呈现了社会、历史、时代的普遍性。深刻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内心情感,深入把握了中华文化的音乐灵魂,极大丰富了民乐经典曲目的宝库,推动了二胡学科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作为一种体系,她把中国民族音乐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新境界,是继刘天华后振兴和发展民族音乐事业的旗帜,具有举世公认的历史地位。

纵观闵惠芬的一生,她实现了真善美的统一,实现了德艺双馨的统一,实现了人生艺术和艺术人生的统一。她的“真人”与“厚德”成为我国当代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典范,值得后人所永远仰慕。

闵惠芬时代是伟大的,中国二胡赢得了世界尊重,定会载入文化史册。

闵惠芬时代是永恒的,她用艺术延展生命的长度,将永远激励人们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