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洛秦

本文刊2017年11月27日《文汇报 笔会》

国立音乐院部分教职员工的合影

1927年对于音乐而言,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它几乎奠定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和所有原动力,因为这一年,在上海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即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正是由于国立音乐院的诞生,中国音乐迈入了现代性的历程。

 

然而,国立音乐院为什么成立于1927年?这与创办人萧友梅的另一段经历有关。他于1912年前往德国留学,191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3月搭乘“南京”号轮船,绕道从美国回国。当年9月,应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之邀,萧友梅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及音乐研究会导师,同时也在其他学校兼职。之后,萧友梅曾先后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提交报告,提议成立独立建制的音乐院,并撰文《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将建立音乐院的事业提升到国家与社会的责任、科学与艺术的责任来看待。遗憾的是,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1920年3月,萧友梅(右一)归国时在“南京”轮上

与丁淑静女士及江、冯二君合影

1927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以“音乐有伤风化”为由,下令取消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及其他学校的音乐系科。这一刻,萧友梅理想的“冬眠”被刘哲的无知与蛮横的命令所唤醒。与其说萧友梅是被迫离开北京大学,不如说他是毅然离开了北京。在已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萧友梅作为政府“音乐院筹备员”前往上海,实现了其宏愿——国立音乐院正式建立。

 

为什么将音乐院建在上海?事实上,萧友梅当时并不十分熟悉上海,只因为留学德国而两度途经。然而,1927年8月前后,即第三次抵达上海后的所见所闻,使得萧友梅确信上海将是建立音乐院的必选之地。他拜访了上海的各界音乐家,了解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的环境,特别是一场音乐会给予其震撼。他在《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中叙述:

 

当这个战云弥漫全国,人民感受的痛苦无可告诉的时候,真教人千万想不到在这个孜孜为利、俗气不堪的上海租界地方,居然可以找到一种安慰灵魂的圣药与一个极为难得的领略艺术的机会。这不是好看的衣饰,好吃的饭菜,却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市政厅所主办的大乐音乐会(symphony concert)。

 

事实上,1927年的上海已经是一个相当丰富和成熟的音乐社会,云集重要的音乐人物,诸如音乐教育家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吴梦非、刘质平等,国乐演奏家郑觐文、朱英、卫仲乐等,中国流行音乐鼻祖、作曲家黎锦晖,上海工部局乐队第一位中国小提琴家谭抒真,上海工部局乐队指挥帕器(在其任职的长达23年的“帕器时代”,乐队声名远扬,被誉为“远东第一”)及富华、查哈罗夫、阿甫夏洛穆夫、齐尔品等。仅 1927年的数据即可见上海音乐活动繁盛之一斑:上海学生联合会在中央戏剧院开游艺会,演出节目包括上海艺术大学的钢琴独奏,民国女子工艺学校的《三蝴蝶》,启贤公学的《明月之夜》等28个节目;大同乐会在市政厅举行“古乐投壶大会”,节目包括《春江花月夜》等三十余个节目;意大利歌剧院在上海兰心戏院演出《托斯卡》《茶花女》《弄臣》《阿依达》《塞尔维亚理发师》《蝴蝶夫人》等9部歌剧;中华歌舞团假中央大会堂及笑舞台举行游艺大会,由黎明晖等三十余人参加演出,表演节目包括《明月之夜》《葡萄仙子》等;中华歌舞专门学校举行歌舞大会,上演节目有《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近十部;中华音乐会假中央大会堂举行粤曲大会,有韩江丝竹会、中西音乐会、中华音乐会表演节目。根据现有资料初步统计,仅1921年至1927年,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冬季音乐会”的场次就多达229场。各类音乐会演出,特别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琴行、唱片业、电台广播、音乐出版、舞厅,以及大量营业性音乐学校,为上海催生了一个几乎与国际同步的音乐商业市场。

 

上述几个方面已经充分显示了萧友梅选择上海作为创办音乐院所在地的理由。简而言之,上海的音乐社会不仅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而且是亚洲第一,由此也被誉为“东方巴黎”;同时,上海已是中国的重镇,1927年7月被定为“特别市”,是一座国际大都市。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及和正视这样一个事实,1927年的上海似乎有一个远离政治的音乐社会,主要存在于租界,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国新文化发展在这个特殊区域内的“文化空间”。

 

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萧友梅(1884-1940)

为实现创办一所具国际水准的音乐院的理想,萧友梅不仅选择了上海,更是选择了法租界俄侨居住集中地区的陶尔斐司路作为院址,这是萧友梅深远的考虑。从史料可知,国立音乐院建立之后,萧友梅聘请了很多外国音乐专家前来任教,特别是其中大量俄侨音乐家,诸如查哈罗夫、苏石林、齐尔品都为国立音乐院以及之后的国立音专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的历史与社会状况是萧友梅没法选择的,甚至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选择的——上海的国际化都市、“十里洋场”的租界,特别是丰富多样的音乐演绎、教育和商业社会,早在1927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但是,国立音乐院建于1927年,那就是中国音乐的“时运”和“宿命”。除了上述的历史语境、音乐社会,最为关键的就是以下的三个人物:蔡元培、刘哲、萧友梅。

 

蔡元培和他在国立音乐院亲手种的松树

萧友梅弃政从教(音乐教育)的目的是通过音乐教育这一“改良”路径来救国兴国,所以1920年回国当年就向政府提出建立音乐院的提案,但时机不到、条件不够,不能实现。虽然萧友梅将北大音乐传习所等同于Conservatory of Music(音乐院)的中译名没有被通过(1923年7月,他向北大评议会提出议案,拟将“音乐传习所”改名为“音乐院”),但他心里也非常清楚,音乐传习所并不是他理想中的音乐院。所以,在1923年12月1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上,萧友梅发表了《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向北大提出了三点希望:1)定名音乐院,2)增加经费和规模,3)建立管弦乐队。虽然音乐传习所的情况经努力有所改观,但与日后在上海建立的国立音乐院仍然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创办真正的音乐院始终是萧友梅的愿望。这是其一。

 

萧友梅在北大本不甚得志,刘哲的一纸命令则成了他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的一根导火线。以北洋政府的无知,今天是刘哲,明天可能是张哲、李哲,说不定也同样会导致音乐传习所的停办。这是其二。

 

还有其三。如果不是蔡元培当选为大学院院长,萧友梅完全可能漂流各地——天津、广州,不一定是上海,中国音乐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形。为什么国民政府、蔡元培会请萧友梅来筹办国立音乐院,而不是当时已经开创出一番音乐事业的刘天华、黎锦晖或王光祈等人?显然,萧友梅的身份,即留学归来的作曲家、音乐学家和音乐教育家身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有相似身份的人在当时也并非萧友梅一人。

 

南京临时大总统秘书处前的合影,第一排自左至右为

萧友梅、唐绍仪、孙中山、胡汉民、冯自由 

为解答这一问题,我们的叙事要回到1906年,这一从此影响萧友梅一生的年份。

 

那年,萧友梅与正在日本的孙中山结识。经孙中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当时28岁的萧友梅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员。之后不久,由于孙中山被迫辞职,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萧友梅离开中国前往德国留学,选择了“弃政从学”的方式。1920年初,萧友梅学成回国…… 从以上的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孙中山、蔡元培及国民政府对萧友梅的信任和重用。萧友梅及其思想、才华和特殊身份一集留日留德的海归爱国理想主义者、才华横溢的音乐教育家、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政府官员等多种身份于一身,以及与孙中山、蔡元培的深厚私人情谊,给予了他实现理想和承担重任的可能。正因此,他才会在11月27日的开学典礼上这么说:

 

“我们希望政府设立一个音乐院已经有好几年了,想不到在这种纷乱时局之下竟能开办一个小规模的音乐院,这是何等可喜的现象!”

国立音乐院全体师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