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盼,女,上海音乐学院 2012级音乐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职于上海音乐出版社。

一、引言

在白龙江【1】流经的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城关镇官鹅沟、新城子藏族乡大河坝沟以及分属新城子和临江铺乡管辖的川坪沟,常年聚居着一群自称为“bei”的人(见图1),长期以来,“bei”人认为自己是藏族,最直接的证据就是“bei”的发音与藏族自称的“bod”非常相近,上个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小组也认定其正式身份为藏族,但由于宕昌“bei”人常年居住在藏、羌、汉等民族混融区域,他们与其他地区的藏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近年来,当地不少知识分子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察,认为他们是古宕昌氐羌人的后裔。【2】随后,当地政府从旅游开发、振兴当地经济的角度出发,也主推羌族概念,将“bei”认定为羌族。【3】究其缘由是“宕昌的藏族与其他地区的藏族相比,特点并不明显,如果以藏族风情来招徕游客,势必没有太大的优势。而如果以羌族风情来招徕游客,则除了相对独特的民族风情以外,还可借助‘祖先’的辉煌,毕竟古宕昌羌人曾经建立过见诸史册的王国。因此,把自然景观、民族风情与当地历史结合起来,就成为当地政府发展旅游业的一种策略。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当地政府将宕昌藏族作为古羌人后裔来看待,并为这种认同做了一系列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4】

图1:宕昌“bei”人聚居地的地理方位

而根据笔者2013年初赴宕昌“bei”人聚居地展开的田野考察之后发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这一系列建构准备不但体现在:于宕昌“bei”聚居地开发羌族风景区和森林公园、装饰具有羌族特色的民房;于政府网站上广泛呈现羌族文 化、羌族民俗、羌族风情、羌族饮食等具有羌族特色的版面;于县城内广泛展现和宣传羌族特色等这一系列的非音乐事项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宕昌“bei”人固有音乐事象与传统进行重新建构、发明或重新命名的过程中。

本文便是通过对宕昌“bei”人现存音乐事象的田野考察, 探讨近几年来在宕昌“bei”人羌化这一新的族群身份构建过程中,宕昌“bei”人的音乐事象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即宕昌“bei”人的音乐事象是如何被不断发明、重新建构与重新概念化的,“bei”人如何看待这些音乐传统的更迭,同时引申思考和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学理问题。

二、音乐传统的重构和命名

根据田野考察的发现与整理,笔者认为近些年来在宕昌“bei”人羌族族群身份构建过程中,其主要有以下音乐传统亦面临着重新建构或重新命名的过程:

宕昌羌傩舞

何为宕昌羌傩舞?这个在2008年被列为甘肃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是指宕昌县“bei”人(今羌族人)中一种古老的仪式歌舞活动。但是,笔者在观看由当地文化部门所拍摄的宕昌羌傩舞记录片【5】时却产生了疑问:为何在这个长达15分钟的羌傩舞视频里,穿插出现了两种不同服饰、法器迥异、祭祀形式等也相异的仪式活动?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在宕昌“bei”人聚居地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采访。随着田野考察的深入,笔者了解到原来宕昌羌傩舞记录片画面中确实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执仪者,即当地的苯苯和师家。

在宕昌“bei”人中苯苯和师家分属不同的信仰系统,其仪式类型也相对独立。在称谓、祭祀时间、祭祀神灵、祭祀过程、法器运用等各方面均不相同(见表1)【6】。当地苯苯,藏语谓之“a ben”,有文苯苯和武苯苯之分,信奉的是凤凰山神,使用的法器主要有双面的羊皮鼓 “bo dang”、镲“du zhi”、大面牛皮鼓“e bo”、大牛角号“shao du”等,对执仪者服饰没有特定要求,流行地为官鹅沟【7】的鹿仁村和大河坝沟的新坪村等,以鹿仁村为主,祭祀的日子集中于腊月,因姓氏不同而不同。【8】而当地师家,藏语谓之“hei be”, 信奉的是龙王神常砂;使用的法器主要为单面握持型羊皮鼓“e”,并有着特定寓意。【9】举行祭祀活动,执仪者身着固定服饰,且裙子和头饰均凸显出女性特征(见图2)。【10】目前该祭仪主要在官鹅沟的阴坪村、立界村活动,以阴坪村为主。【11】阴坪村现共14位师家,有7位师傅和7位帮手,【12】其祭祀的日子主要是龙王神的生日即农历五月十二及十三日,以及每年的腊月和春节。【13】

表1:苯苯与师家两种祭祀活动的比照

图2:执仪者服装

而在“宕昌羌傩舞”名下,原本相对独立的苯苯与师家祭祀仪式中执仪者的身体体态和器(法)乐演奏被结合、融杂在一起,加入了艺术化形式处理,并强调了其羌族属性和傩文化的历史。【14】2008年申报获批为甘肃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宕昌县县志办主任杨先生【15】回忆:“宕昌羌傩舞第一次送去省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时并没有通过审批,因为第一次名称用的是‘藏傩舞’。后来县申报部门的相关人员就找到我商量这事,我说改为 ‘羌傩舞’肯定对,这不马上就申报成功了。”上述这些口述【16】与事实都透露出宕昌羌傩舞实则是将当地“bei”人原有的两种有着各自渊源的仪式传统所进行的“羌化”的实例。

羌族锅庄舞与羌藏艺术团

在宕昌县志、一些当地学者写的文化书籍和宕昌县的政府网站上,称羌族锅庄舞是宕昌“bei”人所喜爱的一种集体性舞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艾菊红在其《羌笛藏歌》的民族志电影中曾经披露,此锅庄舞并非宕昌“bei”人的。笔者在田野考察中专门进行了印证,确实未发现当地群众有跳锅庄舞的习惯。而据乡民们回忆,前几年县里举办旅游艺术节,主推官鹅沟的羌族旅游文化,成立了羌藏艺术团。当时请过一位四川羌族的舞蹈老师教过一段时间的羌族锅庄舞,随着活动结束便很少再跳。笔者在宕昌考察时也确实感到,无论哪个年龄阶层的人,对锅庄的舞蹈形式都所知甚少。而当地的年轻“bei”人更直接说:“锅庄?你是说哪种舞蹈呀?我们都不会,也没听说过。” 根据笔者在宕昌的采访,新城子藏族乡的一些年龄大约为90后的年轻朋友,整体而言对苯苯的仪式舞蹈、锅庄、口弦、羌笛等传统音乐感到很茫然。有些年轻人也不认为自己的藏族身份和其他汉族的年轻人有什么区别。总体来说,锅庄舞在当地宕昌“bei”人中并无基础。

这个传习过四川羌族锅庄舞的羌藏艺术团,是由宕昌县政府于2007年成立的,其活动宗旨即按照县里相关部门的意见,主推羌族音乐活动。包括在村民中教习羌族舞蹈、在大型文艺晚会上表演羌族歌舞等。当然,该艺术团的节目中不可避免地羌中有藏,尤其是舞蹈的编排融合了很多藏族元素。此外,汉族音乐舞蹈的影响也很明显,亦唱流行歌曲和新民歌,内容比较驳杂多样。同时,该团的生存亦直接受制于政府的主导,比如领导喜好、经济指向和开发政策,而县领导班子的更迭则更是直接影响了它的命运。【17】

羌藏艺术团存在的时间不长,2007年成立,2012年解散。由其兴衰的轨迹可以窥见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自上而下推行羌族身份建构的过程。

 “羌笛”与“羌族口弦”

“宕昌藏族是古宕昌羌与吐蕃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其民俗风情独具特色,他们居住着古老的榻板房,吹奏悠怨的羌笛。”从宕昌县人民政府网站上的这段话以及在宕昌县城时代广场文化墙上可见的“羌笛”图片(见图3)等信息似乎都在传达:在宕昌“bei”人音乐生活中,羌笛是一种很常见的乐器。而笔者在宕昌县“bei”人居住人口最多的几个村庄走访调查时,村民们都说“不懂羌笛”。他们没有羌笛这个概念,却都熟知藏语称“shou”(汉话称笛或箫)的一种乐器。【18】1月14日,笔者在大河坝沟新坪村采录到了杨姓村民演奏的“shou”。该乐器为六孔、单管、无簧片的边棱类气鸣乐器,就其称谓、形制而言,与一山之隔的甘肃甘南藏族地区藏族、土族中所流传的五孔铜箫(当地方言称为箫吾、箫呼尔、吾俄)【19】非常相似,而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之 “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 条目中、流行于四川北部羌族聚居区的、双管双簧式的“羌笛”在形制相差颇大。【20】所以说,“bei”地确有笛,但未必是“羌笛”,而为“shou”。称谓的更迭,反映出当地原有音乐传统在羌族身份建构过程中的重新命名。

图3:宕昌县城时代广场文化浮雕墙上的 “羌笛”形制

图4:宕昌的“shou”的正反面形制图

无独有偶,宕昌原来的“口口”也被重新命名为“羌族口弦”。在宕昌藏族的主要聚集地大河坝内新坪等村寨和官鹅沟内阴坪、鹿仁等村寨里,很多中老年妇女会扯奏口弦。该乐器的藏语名称为“du li da”(宕昌汉语方言称此为口口(儿)或口弦)。据笔者的田野考察,口弦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还是当地“bei”人喜闻乐见的休闲娱乐方式,多为妇女自己制作和吹奏。现在由于生活习惯和农作方式的改变,妇女们也都不兴再吹了。目前,这些多被陈放在老旧榻板房内的口弦,亦被官方定性为羌族乐器。在近些年出版的当地文化书目中,有关“bei”人妇女扯奏该乐器的场景描述,无一例外的加入了羌族、羌女、羌藏等“羌”族归属。

三、宕昌 “bei”人的态度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在近些年当地羌族族群身份建构的过程中,“bei”人的音乐传统的确发生着改变和更迭。宕昌 “bei”人对这些变更的音乐事象态度如何呢?根据田野调查和归纳,笔者感到,宕昌 “bei”人因村寨、年龄、职业、立场的不同,其所持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比如:如当我问起了民族身份的时候,新坪村一名杨姓老人斩钉截铁的说道:“说我们是羌族,这我们不承认,那是胡说八道。中央从50年代就确定我们是藏族,这不能靠单方面说法(指羌族说法)而改变。我们说的藏语‘bei’就是指藏族的意思,这和甘南(藏族自治州)那里的的称呼是一样的。一代代祖先就是这样传承下来,我们不说自己是羌族”。村上另外一位苯苯老师傅也补充说到:“就是呀,说我们宕昌的藏族都是羌族,有什么根据这么说?!我们藏族(和其他地区的藏族)是一个宗教下的嘛、一个语言下的嘛、一个文字下的嘛、一个传承下的嘛。祖祖辈辈下来我们都是‘bei’,都是藏族。说这里以前在羌族的历史管辖范围过,这可以。要说是羌族,那宕昌所有的人都成为羌族了。”

宕昌一部分藏族村寨如新城子藏族乡新坪乡和官鹅沟的鹿仁村等村民,尤其是中老年一代认同的是藏族或“bei”人身份。如新坪村的老年人,态度非常明确,坚决认为自己是藏族人,一说到被政府和当地知识份子界定为羌族就很恼火,即便不提及他们被更迭的音乐事象,他们也同样具有强烈的藏族认同。他们认为“笛”就不应该加上打上“羌族”这个民族的烙印;认为“口口”就是他们本地藏族的乐器,认为宗教祭祀仪式也同样不应当被称为是羌族的仪式活动。比如鹿仁村的几位“武苯苯”,虽然都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宕昌羌傩舞的传承人,但他们仍旧认为这些祭祀活动是他们“bei”人的活动。一位武苯苯对笔者说:之所以说羌族,那是“为了发展嘛,配合上面(即县政府)开放经济,日子得先过好了。等这几年风头一过,这些都还是我们‘bei’人自己的活动”。所以他们属于较为坚定的持藏族或持“bei”人论派。

而官鹅沟内阴坪村、立界村这一部分村寨的村民虽然觉得他们的民族文化是羌族与藏族的融合,但在民族身份上还是认同自己是藏族。例如阴坪村的一位苗姓师家就说到:“我们是有羌的成分的,但现在融合了,也说不清楚了,总体而言是藏中有羌,上头(领导)、县上来了一般就说我们是羌藏……但像我们的这些音乐活动的开展呀,都还是我们‘bei’自己的东西。”同时,他们对持羌族后裔论的“当地学者”的态度要比鹿仁村、大河坝的新坪村等村寨要好很多,【21】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羌族还是藏族。现任阴坪村妇女主任说:“前几年我穿着自己绣的衣服和鞋子去兰州开人大代表大会,其间和几个知识分子交谈,就问我是什么民族,我回答说是藏族,她们立即问我为什么要穿羌族人的衣服。我答不上,自己也觉得这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绣花活绣出来的衣服的确和羌族服饰挺相像的。感觉我们的民族文化是羌中有藏、藏中有羌的,现在是说不清了哟。”他们大抵属于持羌中有藏、藏中有羌的中立派。

图5:“bei”人服装

而年轻的“bei”人则对他们的民族身份比较茫然,他们觉得与其说自己羌化,不如说自己汉化更严重,并在谈话中透露着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一名在外地打工的年青“bei”人说:“我们是藏族,毕竟自己的身份证上就是写的藏族,但你看的出来我们是么?看不出来吧。你看我们穿的衣服都跟你一样,别人要是不看我的身份证,都以为我是汉族。本来现在藏族和汉族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吃的饭、听的音乐、玩的都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对自己的音乐传统好像还没有你了解的多,其实主要是对这些(苯苯舞、鼓、口口呀)不感兴趣。”的确,笔者在和他们交谈过程中也发现,一提到他们自身的音乐传统和音乐活动,这些年青的“bei”人大都是一脸茫然和心不在焉,倒是提及大众熟知的娱乐明星等更有兴趣。因此,他们大抵属于羌或藏身份皆可的模糊派。

四、“Bei”在藏羌间:谁的笛、歌、舞和鼓?

回到最初的疑问:谁的笛、歌、舞和鼓?

尽管有上述田野考察资料的佐证,但对这一于标题中早就出现的设问,笔者仍然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作为身处学术地理“中间圈”【22】之藏羌混融之中心地带的宕昌“bei”人,目前的状态或同费孝通笔下提及的一些“尚未作出结论的识别问题”和“已经识别过但需要重新审定的问题”中的族群问题如出一辙。如“平武白马藏人”,“从祖辈传下来的的史实和现实情况都说明(白马人)既不同于阿坝州的藏族,又有别与茂汶的羌族。据最新调查,他们自称‘贝’,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比较原始,崇拜日月山川、土坡岩石、而无主神,虽部分地区有喇嘛教的渗透,但不成体系。”【23】其既有氐族说、亦有羌族说和藏族说,学界并无定论。【24】阿坝“白马人”所谓的“贝”与宕昌“bei”,在发音上相似。在横向的地域关系上,他们之间有何关联?在纵向的历史脉络中,其民族身份的建构又经历了哪些转换?

对于“bei”人而言,是羌、是藏,亦或就是“bei”,以及音乐传统在名义上的重构或重新命名,实质上并未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多的影响。只是,随着社会发展趋势或汉族文化的影响,其固有的音乐传统活动,也与许多地区和民族的传统音乐一样,在参与人数、开展频率、规模形式等方面日趋削减或改变。在真实的生活中,比起自己的族群身份到底为何,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经济状况,关注自身的生活条件能否越来越好——毕竟,生活的和睦兴旺与经济的发展富裕才是当下宕昌“bei”人最关心的话题。

本文从音乐事象的视角来窥探近年来宕昌“bei”人“新”的族群建构过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族群认同实际上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共同作用下一个不断重构的、历史的、主观的动态过程。

显然,在宕昌“bei”人聚居地,这个过程早已经开始,但远没结束。

田野私档:

本文原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因篇幅原因,暂省略注释与参考文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仪式音乐中心”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