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练与成长

王书伟自幼生活在北京,文革期间中学毕业刚好赶上“上山下乡”,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分配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一呆就是三年。三年后推荐到华山西北第二合成药厂工作,在药厂又工作了七年,陕西也成为王书伟的第二故乡。在陕西三年的农村生活和七年的药厂工作让王书伟过早地离开了父母,远离了家乡,极具贫困的农村生活对于一个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在考验他的同时也锻炼了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吃得了苦的坚强意志。王书伟回忆时说道:“陕西生活的十年非常难忘,背井离乡的独立生活时常让我感到孤独无助,但是这个难得的生活经历也为我后来的奋斗之路积累了一笔可贵的财富。”刚到延安地区,王书伟只有被动去适应农村的生活,由于自身的良好表现,刚去没多久,王书伟便被生产队选为副队长。成为副队长的王书伟积极组织当地人学习、生产、记工分,同时还教村里人识字读书。在生产队的生活对王书伟的锻炼很大,他开始逐渐了解农村,熟悉生产队的运作方式,学会了种地开荒各种农事。1971年底,王书伟被分配到华山脚下陕西西北第二合成药厂工作,从一个农村来的“知青”变为药厂车间的一名普通操作工。以后不久就进入了生产的管理层。

二、结缘与实干

1978年,王书伟调回北京,在北京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工作,后来到总公司的安装公司政治处工作。直到1986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书伟来到中国电影乐团工作,他开始接触到艺术,当时电影乐团有民乐团、交响乐团和合唱团。1997年9月19日,王书伟被任命为中国电影乐团副团长,分管民乐团和行政事务,从这个时候开始,王书伟才真正与民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90年代中后期以说是电影乐团低谷期。乐团的演出情况并不乐观,民乐团在这时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王书伟在初管民乐团时,人员编制尚且不齐,无法进行正常的排练演出。有些单位只出低廉的费用请民乐团演出,而艺术家的艺术价值远远高于所付的费用。王书伟经常试问自己,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乐团民乐团是全国民乐团中具有特色的知名乐团,为什么没能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如何能够将电影乐团民乐团的牌子打响成为王书伟主要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于是王书伟开始重新考虑乐团急需用品牌性演出奠定乐团新的发展。1999年,在王书伟与乐团领导的策划下,成功将87版《红楼梦》搬上音乐舞台,受到人们的欢迎。而音乐会的统筹过程却鲜为人知,当时,87版《红楼梦》风靡一时,乐团需要将初本录制的中西乐混合版《红楼梦》音乐改造成一个民乐版本,难度可想而知。于是就找来还在陕西工作的张列,将他调来北京担任音乐会指挥,同时又将87版电视剧音乐移植成民乐版本。整个《红楼梦》音乐会的组织工作与内容确定都由王书伟一手策划,包括音乐会的选曲、移植作品等,最终,音乐会选择了其中的十五首作品,既有器乐曲,又有声乐曲。在此基础上配以曹雪芹的文作,形成了《红楼梦》主题音乐会。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成功举办,之后取得了很大反响。接下来的四年中,音乐会共演出一百余场,不仅盘活了电影民族乐团,而且给乐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今国内外演出的《红楼梦》主题音乐会都是这个版本,而场次早已无法计算。可以说这是电影乐团的一次成功的尝试,直到现在堪称音乐会中的经典。

三、责任与荣耀

2003年11月,广电部党组决定将电影乐团和中国广播艺术团进行整合,希望使之成为一个国际、国内一流的文化团体,王书伟出任副团长兼党委副书记。当时的中国广播艺术团下设有说唱团、民族乐团、合唱团、电声乐团四个团,除说唱团、电影交响乐团、合唱团、电声乐团保留之外,两个大型民乐团整合为一个130余人的大型民族乐团,总称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

2006年6月,王书伟出任中国广播艺术团党委书记,2007年1月15日,正式出任党委书记兼团长。2011年10月王书伟离开中国广播艺术团领导岗位,正式退休。王书伟总结自己在艺术团将近5年的任期工作时说到:“中国广播艺术团是一个一流的文化团体,我们本着发展的目标,确定了几个引领。首先,拥有国家第一个,有着示范性和代表性的曲艺团体说唱团,它不只包涵相声这一个单一曲艺形式,还涵盖了许多曲种。比如说经过改革的二人转、京韵大鼓等,许多地方曲种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进入主流艺术,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广播的一个历史功绩。同时,中国广播艺术团也培养了许多曲艺名家,诸如侯宝林、马季、姜昆、冯巩等,广播说唱团在全国的引领作用绝对不能丢。第二就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全国的示范作用。我们的民乐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漫长历史中,我们的民乐有许多辉煌时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广播民族乐团确立了民族音乐交响化这一形式,我当时旗帜鲜明地说,广播民乐团要继续扛起民乐交响化的大旗,将其发扬光大。可以说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引领民族音乐发展的进程的。别人怎么变,我们广播大乐队的形式不能变。

我在任五年期间,举办了两次纪念彭修文音乐会,召开了两次彭修文理论艺术研讨会,邀请我们的创作组来继续充实我们的民乐作品曲库。”王书伟曾对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提出八字方针,即“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王书伟曾说,只有中国民族乐器才能够形成民族交响化的乐团形式,让我们民族交响乐团走向世界,达到国内一流,乐队必须有建设。他这么说,也这么践行的。首先确立音乐季,这是仿照西洋交响乐队的做法。每年广播艺术团都会向广电总局申请资金来全方位打造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音乐季品牌。年初制定出全年的音乐会计划,每月一场音乐会,十二场音乐会与不同风格的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来共同打造。就这样,广播民乐团的音乐季从200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王书伟退休。可以说,广播民族乐团在当时是第一家打造音乐季的民族乐团。

此外,乐队的成功演出也需要好乐器,于是在民族乐团乐器的购置上王书伟都予以全力支持。王书伟不止一次说到:“乐队必须要建设,乐队不建设,再好的乐队,再好的指挥都是一盘散沙。”谈到乐队建设,王书伟坦言:“乐队建设有三个因素是必须的,必须有一个重视乐队建设的领导班子;必须有一个好的乐队指挥;必须有好的演奏员。这三点缺一不可。”

当时,王书伟还有一个雄心壮志: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打造成世界知名的民族乐团,而要做到这一点,乐队就必须走出去。像广播这样的乐队编制不亚于西洋交响乐队,甚至其乐队张力要超越于西方交响乐团。这些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也走过许多世界知名的音乐大厅,在各个国家进行各种演出交流活动,既有国家任务,也有自身组织,还有商业演出。每次演出结束都能得到国外友人的喜爱与欢迎。“那种场面让我为自己的文化而自豪。我对中国民族音乐非常有信心,它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音乐能打动人、感动人,甚至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它不是一种娱乐让人一笑而过。”王书伟说道。对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日后建设,他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广播还是应该起到引领作用,同时继承发展彭修文确立的民族乐团交响化的理念,我们广播民族乐团需要一直这么去做。”

四、热爱与执着

王书伟退休以后第二天就到学会工作。“我热爱民乐这个大环境。学会的成立三十年来对于提高民族音乐的地位,对于提高民乐人的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十年前民乐不被重视,但是学会成立后对民乐所做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不可否认。”在谈起学会对民乐的影响时,王书伟如此说。

五、思考与总结

对于中国民乐的发展,王书伟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他认为,民乐人要具有“大民乐”思想。“大民乐”有两层意思:一是整个民乐的发展要统一规划,必须具备通盘考虑的全局意识。没有这个思想就容易将民乐发展的路子走偏。二是不能将局部专业的发展与其他专业的发展脱离开来,相互都要有交流和沟通,要团结不能搞分歧,允许有流派但不能搞帮派,这也是继承了上一届领导的“大民乐”的思想。只有这样,中国民族器乐才能在新时代下巩固向前大踏步前进。

民乐作品创作是个焦点问题。中国民族音乐的曲库与欧美音乐相比较,对世界的影响不大,可以说,我们曲库曲目数量很少,中国民族音乐曲库需要大量的好作品来填充。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许多作曲家不了解民族乐器的特性,很难创作出优秀作品,作曲家应该多去了解民族音乐的特性,再完成民乐作品的创作。希望更多的作曲家和理论家写一些对民族音乐创作的经验和体会,为年轻作曲家提供参照。

在民乐人才培养方面,院校培养、学术成果、考级制度、展演比赛等都是出人才的渠道。现已经形成一个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当下缺乏的是人才的使用。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是结合在一起的。人才培养出来应该合适安排适合人才的位置,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更要重视。

专业乐团建设现在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好的乐团建设中排练至关重要,乐团应当了解不同的乐曲风格,不同的乐曲技巧,声部与声部之间的合作也要精心打磨,要提前熟悉需要演出的乐谱,不是为演出而演出。如果乐团不重视乐队建设,只重视演出,对于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发展只损不益。

在学会工作层面,王书伟认为建立健全专业委员会的机制很重要,各专业委员会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抓紧专委会的建设工作。在媒体宣传和学术刊物的创办等理论建设上还需加强。专业委员会的建设和发展更能促进学会和民乐的发展,历史也赋予了专委会这个责任,那就要义无反顾的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一个人的格局往往与他的经历和见识有着莫大的关系。成长的磨砺、工作的辗转、事业的曲折都为王书伟在民乐事业上的大格局铺就了道路。在此格局中的大作为和实干精神正是王书伟这么多年来在民乐领域中能够有所成就的关键所在!

作者:东黎

来源:国音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