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现状始终是人们高度关注领域。笔者曾说:“中国音乐的前途,主要依赖于作曲家的创作。”[1]老一辈作曲家依然引领时代潮流,有着无可取代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新潮音乐”作曲家已步入中年,他们在走过热衷于功能手法技术、沉醉于音响模仿的“弯路”之后,认识到回归中国文化传统是音乐创作的命脉,然介入民乐创作的作品较少;70后、80后的新生代作曲家是一个庞杂的群体,他们之中既有迷恋于西方现代派技法亦步亦趋而引以为荣的探求者,更有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追求创新技法与神韵的勇于开拓者,两个极端之间形成了一种多元格局。在这一背景下,2016年9月8日由台湾新竹青年国乐团总监刘江滨率领乐团在北京音乐厅隆重公演新生代80后作曲家王丹红近五年创作六部协奏曲的“王丹红协奏曲音乐会”, 格外引起人们瞩目,首都音乐界和各地民乐界人士纷纷赶来一睹盛况。音乐会自始至终以富于新颖创意的内涵和美感变幻的音响使听众陶醉于专注、兴奋、激动的氛围之中,掌声如雷,好评如潮。因此,“王丹红协奏曲音乐会”的时代意义远远超出了音乐会本身,其实质能够使人思考新生代作曲家最终将会对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发展与前途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及走向。笔者聆听后以主观性“四点印象”向音乐界与读者汇报,并以此求教于前辈专家和评论界同行。

一、王丹红印象 

▲ 走台中的作曲家王丹红

郭乃安先生有句名言:“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2]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理论家皆如是。笔者在与作曲家交往中特别注重从言谈举止中观察他们的文化修养、艺术个性与音乐创作之间联系。多年来和刘文金、赵季平、金湘、何占豪、顾冠仁、景建树、张坚、王惠然等作曲家均有或多或少往来,从他们性格素养、艺术视野、技法倾向、人生阅历和作品风格特色之间总能求解出某种规律答案。笔者曾对研究生说:做人大气,做学问方能大气。作曲家亦如此,凡事斤斤计较者终难创作出大气磅礴的作品。王丹红是我第一位近距离接触的“新生代”作曲家。“新生代作曲家”的概念,一般说来,是指出生于70后、80后的作曲家群体。他们未经受老一辈作曲家反右文革苦难;也未经历中年作曲家上山下乡磨炼;得益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所受的正规专业教育。我对新生代作曲家作品比较陌生。王丹红和我建立微信联系后,把音乐会预告和在台湾新竹演出录像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我,在聊天中感觉她是一个很爽快、很透明的人。看音乐会预告,从每一首协奏曲标题中发现,她想抒发与表现的音乐内涵,已经冲破长期以来社会上许多条条框框的桎梏,这是往昔许多作曲家想跳而很难完全跳出的“陷阱”,体现了新生代作曲家的创意胆识,这是我对丹红的第一印象。

▲ 王丹红(中)与演奏家们在新竹留影

左起:刘江滨、王玉珏、章红艳、王丹红、于红梅、苏畅、沈诚

在观看“新竹音乐会”录像后,使我很为震惊。我始终认为协奏曲创作是考验与挑战作曲家功力的试金石,尤其民族管弦乐队极难驾驭。这几首协奏曲,丹红仿佛像一只涅槃的凤凰在音乐天空自由地翱翔,将人类听觉艺术的音乐美感发挥得酣畅淋漓,尤其将民族乐器和中国民族管弦乐美感纯度的掌控和调度能力升华到一个新时代高度。她在微信中说:“我真的很期待请您来听听我的民乐作品,这些年来我深爱民族音乐,创作了不少大家喜欢并经常上演的民乐作品,对于我们民族音乐的发展也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虽然年轻有些认知也许不成熟,但我认定这条路,会执著的走下去。”丹红的志向、创作势态、谦逊与诚恳,是我对她产生的第二印象。

8号上午到北京第一时间就和她谈了不少关于创作方面问题。那几天她日程安排得密密麻麻,下午走台,晚上音乐会;9号一天在中央民族乐团排练她的清唱剧《大地悲歌》,11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9号晚上唐建平先生音乐剧《情暖天山》在保利大剧院演出,她说晚上陪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吃饭,给我过教师节。下午我觉得不能给他们增添如此多的麻烦,临时决定不辞而别,打车去南站。她见微信后,立即为我预订火车票,并从团里赶到南站,一直陪我直至送我上车。但是,她却终于累得病倒了。人文精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石,她心中处处想着别人,这样的人文情怀在新生代中十分难得,这是我对丹红的第三印象。

▲王丹红与恩师唐建平教授(左一)、母校吉林艺术学院陈吉风副院长(右一)

▲王丹红与恩师高为杰教授

王丹红从童年时代起就受到音乐熏陶,少女时代考入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开始了六年钢琴专业学习,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作曲专业学习,17年漫长的音乐专业学习几乎成为她“生命的全部”。2010年进入中央民族乐团工作,开始了她的专业作曲生涯。其实,从2005年学生时代创作成名作民族管弦乐曲《云山雁邈》算起,2010年创作享誉海内外音乐界的民族管弦乐曲《弦上秧歌》,王丹红早引起世人瞩目。15年来,接受许多团体的委约创作了大量作品,涉及民乐、交响乐、舞剧、电影音乐、歌舞剧、室内乐、交响合唱等各种音乐体裁,显示了驾驭多种体裁的创作功力。其中,《弦上秧歌》、扬琴协奏曲《狂想曲》、古筝协奏曲《如是》、室内乐作品《动感弹拨》、《翡翠》等作品被评价为当今民乐创作中极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作。这样一种音乐创作的文化现象,在新生代作曲家中可谓凤毛麟角。笔者在和她的接触中,最深刻的感觉,王丹红是和她的音乐一样透明的人。有了这些印象之后,或许可以进入她的精神世界探讨她音乐创作的风格特色了。

二、协奏曲和演奏家印象

协奏曲是一种由独奏乐器和乐队协同演出的技术艰深的大型乐曲,既有独奏乐器出类拔萃光彩,又有乐队交响性的辉煌,两者并非“红花绿叶”,更像一双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君子之交的“并蒂莲”。演奏家在协奏曲中扮演着最为光彩夺目角色,能将艺术个性和乐器个性的美感发挥得淋漓尽致,或则和乐队竞相追逐,或则solo炫技,或则淡定沉思,或则诉尽悲欢,将观众引入奇妙至极的听觉世界。笔者按照音乐会节目单顺序,略谈对六部协奏曲的创作特色和七位演奏家艺术表演的观后印象。

▲ 扬琴演奏家王玉珏演奏《狂想曲》


1、扬琴协奏曲《狂想曲》“狂想曲”是一种技术艰深具有史诗性的器乐曲体裁,其特征是富于民族特色或直接采用民间曲调。王丹红出其不意地以扬琴为独奏乐器创作“狂想曲”,是希望听众对扬琴这件乐器“刮目相看”。扬琴是我国民族乐器中唯一一件击弦乐器,丹红在这部作品中运用爵士化旋律节奏,自始至终充满了动力感,令人耳目一新。在乐队全奏“引子”后,便安排了扬琴solo段落,先声夺人地展示了青年扬琴家王玉钰的全面技巧和演奏功力。她的演奏力度变化有很大幅度,重而不燥,轻而不飘,快速段落音色纯净。我特别爱听第二次仅由小鼓伴奏的solo后,由扬琴与乐队的全奏将乐曲逐步推向高潮的张力,犹如海边巨浪一次次扑面而来的惊心动魄,最后在扬琴双键快速刮弦中嘎然而止。丹红对民族音乐发展所付出的心血,可谓用心良苦。

▲ 古筝演奏家苏畅演奏《如是》

2、古筝协奏曲《如是》作品标题充满了哲学意味。《金刚经》曰:“一切为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雷亦如电,应作如是观。”2011年,她应邀为电影《柳如是》创作音乐。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以柳如是这位明末清初名妓风絮般的命运借喻自己双目失明后的人生遭遇,丹红选择古筝作为主奏乐器贯穿剧情发展。时隔两年受古筝演奏家苏畅之约创作一部古筝协奏曲,她就将电影音乐的主题重新扩展、升华,使之提升为更具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的纯器乐协奏曲。[3]选择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中《皂罗袍》唱段为素材感情细腻恢弘,作曲家和演奏家均将之抒发得感人至深。丹红构思作品颇有唐宋画家遗风,唐人爱满幅,山水巍峨,人物群像刻画细腻生动;宋人喜“留白”,山水一角,人物一二,给人留下更多想象空间。《如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古筝与乐队轮番交替呕心沥血的“歌唱”,听之谁不潸然泪下呢?苏畅的入情演奏,无论揉压摇滚,技巧之高超,诠释之精致,细化到每一个音符。丹红说:“当乐曲写到结尾处时,不知为什么眼泪止不住地流。”音乐啊音乐,人类还有什么艺术能像你一样从头至尾地拨动人们每一根心弦的呢?

▲ 二胡演奏家于红梅演奏《阿曼尼莎》

3、二胡协奏曲《阿曼尼莎》是丹红于2015年为第十届中国金钟奖二胡比赛委约创作的作品。她在新疆木卡姆艺术团曾带薪挂职工作半年,维吾尔族对二妃(香妃和莎车的阿曼尼莎王妃)敬若神明,丹红便选取这一题材,颂扬15世纪叶尔羌汗国王妃这位女诗人,十二木卡姆的搜集、整理者。她对顶尖级二胡演奏家于红梅的出色发挥给予了极高评价。笔者也曾说:“红梅的舞台演奏艺术,给人的突出印象是音乐总是那样精致,音色总是那样纯净,处理总是那样细腻,状态总是那样投入”[4],这次听了音乐会后得补上一句:“诠释总是那样深刻”。作为“音乐的化身”,红梅在慢板段落对阿曼尼莎美丽、善良形象和人们对她犹如宗教般崇敬以虔诚的语调娓娓道来,新疆特性音调和上下把位大幅度的激情叙事加上乐队全奏烘托或笛子、唢呐吹奏的对话,“女神”的光彩感令人肃然起敬。快板段落的高难度技巧演奏得从容不迫,其中拨弦和拍打琴筒连接一气呵成,无所滞碍,红梅的大家风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乐队协奏显示了交响气派,丹红为民乐界奉献了一首经典性的二胡名作。

▲ 板胡演奏家沈诚演奏《红高粱》

4、板胡协奏曲《红高粱》是丹红2015年为板胡专门创作的一首协奏曲,她的初衷是“与其说是为板胡写作音乐,不如说是为其展示一种文化:将原始的乡土文化无限扩大,使板胡的‘土’成为一种‘美’”!丹红是发掘民族乐器特殊音色高手,一声夹板,一记击镲,都恰到好处,让人拍案叫绝。配器上撤掉弹拨乐和笛子声部,舞台视觉空旷感也能给人以“原始野性”的印象。首演者沈诚是当代资深板胡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功力深厚,处理细腻。乐曲中间部分的叙事美感最为动人。笔者认为前后部分如果运弓和上行滑音、双弦拉奏等再粗犷野性,和唢呐、打击乐互为呼应,将更完美。中国民族器乐之现代化,保留其“土”,即宣扬其“美”。《红高粱》采用东北大秧歌素材,何不给人以扭到筋疲力尽,将感情宣泄得土味十足呢,结尾的弱化处理,丹红的设想是恍如梦中回到了家乡,使之俗中带雅。笔者恰恰以为削弱了“乡土文化的无限扩大”。赵季平《红高粱》中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何其之“土”啊,却唱红了中国!因此,在现代审美观念中,对“土”和“雅”的侧重与平衡,或许是值得丹红进一步思考与选择的建议。

▲ 琵琶演奏家章红艳演奏《云想·花想》

5、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创作灵感来自李白《清平乐》:“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用音乐表现这样的情感与境界,将会成为现代民族管弦乐中的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之杰作。笔者对琵琶音乐情有独钟,曾最早提出琵琶艺术两个高峰之理论。[5]“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白居易《琵琶行》)是何等动人心魄的音乐。因此,琵琶向来有“文曲”与“武曲”之分。在现代琵琶音乐创作中,如何使传统与现代融合,既有传统神韵,又有现代气派,是摆在作曲家面前的艰难命题。丹红构思是“作品用唯美主义的女性化的优美旋律,以及灵动雀跃,跌宕起伏的舞蹈性节奏,展现如诉如泣、娓娓道来的深切情思”(节目单)。章红艳是一位蜚声中外的琵琶演奏家,《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均为她精彩保留曲目。琵琶弹奏是由点连成线的乐器,歌唱性旋律美感的发挥有很大难度。丹红的创作确实洋溢着女性的细腻激情,但《云想·花想》这首作品演奏技巧多为轮拂弹跳,快速模进,极少吟揉推拉。笔者从听众角度认为,如何继承琵琶“文曲”幽雅感人,回味无穷的传统,或许是提供丹红在“传统”与“现代”风格之间进一步发挥她创造性潜力之所在。

▲打击乐演奏家 高超、高跃演奏《津津有味》

6、打击协奏曲《津津有味》无论标题的生动,取材于天津相声与快板的幽默诙谐,作为“逗乐儿”的压轴节目以及高超、高跃一对双胞胎兄弟对打击乐多种技艺的出色掌握与发挥,都是极为成功的一首协奏曲作品。这是丹红2016年受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委约创作的新作,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打击乐的火热激情与魅力四射的艺术感染力。为音乐会最后掀起了狂热的高潮,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和迟迟不愿离场的留恋已是对这首创意新颖协奏曲的最高评价了。

作曲家王丹红演出间隙台上与观众互动

王丹红的协奏曲作品能够较好地把握传统气质和外来技法的融合,无论在音质、音色、力度、和声等方面都极为讲究透明度的质感,既恰如其分地发挥每一件乐器的个性,又将极难驾驭的民族管弦乐队的整体表现力提升到强弱有序、音响平衡、富有魅力的境界。笔者认为,丹红的非凡成就,一靠天赋,二靠勤奋,三靠积累,四靠创新,在前辈的肩膀上将中国民族管弦乐的音响美感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七位演奏家均为知名度极高或顶尖级的音乐家,每一人的演奏均可圈可点,整场音乐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使听众期待而来,满意而归,度过了一个尽兴享受美妙音乐的夜晚。 

三、新竹青年国乐团印象

 “新竹青年国乐团”的协奏在笔者印象中用“奇迹”两个字形容毫不夸张。在长白山时就看丹红传来今年4月9日在台湾新竹首演录像,舞台上乐队队员一张张稚嫩认真、富于活力、整场音乐会没有一丝一毫“走神”的面孔让我怦然心动。但一直以为这是一支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职业乐团。未曾想到的是到北京后才知道这是一个“非职业性”乐团(笔者不愿用“业余”二字是因为在人们的习惯思维中,“专业”和“业余”往往有着天壤之别),全团85位成员,分布在台湾各地,平均年龄在24岁左右,大多为音乐专业和非音乐专业的研究生或本科生。每周六,从台北、台中、台南赶到新竹集合排练三小时。地处偏僻的成员往返要花八个小时,就是为了参加这三小时的“音乐圣宴”。音乐会留给每一位由大陆赴台独奏家合练时间也仅仅只有一次,这样的排练质量和效率,从演出精细协奏程度评价,确实令人惊讶。每一次排练,洪雪艳团长和家长们充当“义工”角色,对队员给予无微不至关怀与照顾。荣誉团长郑耕亚先生是新竹都城隍庙总干事,凡有重要演出活动均由他集资安排,在经济上得到了充分保障。这样一种集体性的热爱国乐精神,是新竹青年国乐团自2011年1月1日成立以来快速崛起、质量迅速提高的最重要保证。在音乐会上得到听众高度赞扬,各个声部出色的协奏、力度的强弱变化绝不亚于内地专业民族乐团,其专注性甚至更胜一筹。

▲2016年4月9号台湾新竹“王丹红协奏曲音乐会”谢幕合影

到北京后笔者了解,论独奏能力他们是难以和内地乐团演奏员甚至音乐院校学生相比的,但是,他们的视奏能力与合奏水准却高于内地。我在采访王国潼时他也说过:“香港学生虽然独奏水准没有那么高,跟大陆有很大差距。但是,他们合奏能力和视奏水准还是比较好的。……原因在于他们重视不同形式的合奏、室内乐、重奏的排练和演出,这个做法我觉得对大陆院校的国乐教育是有参考价值的。”[6]“新竹青年国乐团”每一个成员能够自始至终地融化在音乐之中,不放过指挥提示的每一个细节,那种每一张稚嫩面孔透露出来的投入感,除了训练有素之外,最重要的恐怕是精神和态度了。内地严格管理与训练的民族乐团以及西方交响乐团皆莫不如此,而且更加成熟老练。然而,“新竹青年国乐团”惟其年轻,惟其“业余”,能在舞台上做到如此一丝不苟,出色地完成协奏任务。这样的上乘表现,使笔者为之动容。

四、指挥家刘江滨印象

▲ 指挥家刘江滨

指挥是乐队核心与灵魂,这是指挥家在乐队中所具有地位和作用的经典名言。我见证了刘江滨先生在音乐会上所具有的核心地位与灵魂作用。但是他是一位没有正式学过“指挥专业”的指挥家,这一发现又引起了我的惊讶与好奇。刘先生是吹唢呐出身,9年演奏家生涯结束后,他开始对指挥产生兴趣,曾得到我国著名老一辈指挥家黄晓同(1933—2015)先生指导,[7]现任新竹青年国乐团、新竹市立青少年国乐团音乐总监暨指挥,曾率团赴日本及大陆巡演,获得极大成功与反响。2011年—2015年策划“竹堑国乐节”,王丹红也正是在2014年5月在第三届华乐论坛青年作曲家颁奖音乐会上第一次结识刘江滨先生,并应邀7月赴台在第四届“竹堑国乐节”闭幕式上演出,开始了作曲家和指挥家之间的“音乐之旅”。

▲ 谢幕作曲家与指挥家握手

凡指挥家皆有个性,或激情四射,或理性平稳,或善于煽情,或富于张扬。刘江滨是属于那种温尔文雅、处理细腻的指挥家。他指挥时的内在气质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大气,作曲家在协奏曲中表现的丰富感情和细腻变化需要有相同或相似美学理念指挥家的风格加以外化,音乐会所以取得极大成功也显示了两者之间的高度协调性。刘江滨指挥在驾驭乐队方面有着很深功力,他能以最小手势动作取得最大的音响效应,在作品需要弱奏时只见他用右手食指在嘴唇上轻轻一放,整个乐队就像着魔似的弱了下来,几乎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境界,可以想见他平日排练时的用心、用情。他说指挥家不完全追求外在的美观,但求表现作品中民族文化的深度。我和香港中乐团总监、指挥泰斗阎惠昌先生微信交流时,他说“刘江滨先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指挥家,他打造新竹青年国乐团对于国乐事业更是一种奉献精神,有次我到他家去时在墙上写下‘向刘江滨老师学习’几个字,因为他是非常棒的呀!”2010年刘江滨先生获新竹市长荣颁“绩效卓著,优秀指挥”奖。

指挥家在舞台上创造的是“活态音乐”,也即我们所说的“音响文化”。笔者认为刘江滨指挥最大贡献在于他将中国民族管弦乐长期难以解决吹管打击乐声部在高潮段落往往鼓乐齐鸣、震耳欲聋的超分贝音响缺陷调理得透明纯净、恰如其分,这样一种“独特的创造性”对民族管弦乐的发展是功德无量的。刘先生精湛的指挥以及音色透明的音响整合处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五、结语

自刘天华先生提出“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同时提出“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8]宏伟目标以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已经走过了90年历程,并且形成了“中乐”(香港)、“华乐”(新加坡)、“国乐”(台湾)、“民乐”(大陆)四个包括华人聚居国家和地区在内的一种名异实同的在国际上有着广泛影响的器乐形式。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虽然在传统与现代,小型线性化旋律乐队和大型的交响性乐队长期的、不断争议之中艰难地行进。笔者曾说:“刘天华所说的‘并驾齐驱’,实际指向乃是‘西方音乐’。在以高度声乐化和高度器乐化为特征的‘世界音乐’中,无论小提琴、钢琴、室内乐、交响乐、歌剧等音乐形式以及众多音乐大师创作的大批优秀作品,已经缔造一个有着几百年文化积淀的欧洲音乐文明,盛行不衰,风靡全球。同时,世界各民族、地区的器乐形式,也有着各自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两者具有相对性之文化价值。但是,作为人类的‘音乐语言’,后者之流行多属于国家性、地区性而非世界性范畴。中国‘国乐’能否与‘世界音乐’抗衡?是否存在着作为国际性音乐语言的潜力?这是刘天华提出这一理论命题之历史高度与实践价值所在。”[9]但是,在全体“民乐人”努力下,我们毕竟走进了“彭修文时代”、“刘文金时代”、“赵季平时代”和“王建民时代”,他们构成音乐语汇多元化的时代,和其他作曲家创作了大批具有不同特色的优秀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引起广泛瞩目与重大反响,中国民族管弦乐“与世界并驾齐驱”日子来临或许比我们想象得会稍早一些。

▲ 音乐会谢幕

一个值得借鉴之现象是“俄罗斯乐派”的诞生,19世纪的俄国,正是格林卡(1804—1857)、“五人团”(指由巴拉基列夫、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鲍罗廷、居伊等五位作曲家组成以发扬和促进俄罗斯民族音乐为宗旨的社团,又称“强力集团”,加上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应为“六人团”,形成于1856—1861年)和柴可夫斯基(1840—1893),他们的作品对于“俄罗斯乐派”的崛起,为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俄罗斯乐派”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用了不足一百年时间,何况是在沙皇统治之下!这样的实例对于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发展有着重要启迪。

▲ 作曲家王丹红与本文作者刘再生先生合影

 “王丹红协奏曲音乐会”最大价值正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年轻的作曲家、年轻的指挥、年轻的演奏家、年轻的乐团,不正象征着中国民族管弦乐的未来吗?或许,说“王丹红时代”为时尚早,但是,曙光已经在东方升起。在笔者从事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印象中,似乎还没有一位作曲家一下子推出六部协奏曲的音乐会,用“罕见”二字形容亦不过分。丹红作品曾在波兰“华沙之秋”国际音乐节、“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萨尔茨堡”艺术节等重要国际音乐节上演出并获得高度赞誉。目前,各地乐团愿意举办王丹红作品音乐会的邀请接连不断。因此,“王丹红时代”的假设不是一个伪命题,新的时代必然要求新生代作曲家有更加广阔的国际性艺术视野和新的民族神韵的多元化创作手法,期待他们能够创作出“与世界并驾齐驱”的中国民族管弦乐作品。笔者相信,他们将不会辜负我国几代音乐家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


[1]刘再生:《传统的音乐和音乐的传统——论传统音乐的时空观》,《论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刘再生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2]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郭乃安著:《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3]王丹红:《生命·情怀·希望》,《艺术评论》2015年第7期。

[4]刘再生:《红梅花开香飘天涯——于红梅二胡演奏的时代特色及其在海内外的影响》,《人民音乐》2011年第3期。

[5]刘再生:《我国琵琶艺术的两个高峰时期》,《音乐艺术》1982年第3期。

[6]刘再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王国潼采访录》,《中国民乐》2016年第1期。

[7]“从1998年到2011年,他五次赴台湾,分别指挥了台北市国乐团、台北实验乐团和新竹市青少年乐团,同时还有讲学。”——蒋力:《晚年黄晓同》,《人民音乐》2016年1月号。

[8]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1927年6月),刘育和编:《刘天华全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9]刘再生:《甲子风云异军突起——中国民族管弦乐领军人物朴东生》,《人民音乐》2009年第11期。


▲ 本文发表于《人民音乐》11月号 总643期


刘再生

刘再生(1937—  )音乐史学家,音乐评论家。江苏武进人,出生于上海。高中就读于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大学分配至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专攻语言文字专业。毕业后执教高中语文,1960年任歌舞团体民族乐队首席,1972年从事于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在涉及古文献、音乐艺术实践、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多种知识领域经历后,1980年调入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担任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工作。1997年起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至2008年止)。任教期间经他培养与辅导的学生获音乐学专业博士学位者有30余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1992—2004)等职。

主要著作成果有:《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1989)、《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刘再生音乐文集,2003)、《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2006)、《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下册,2006)、《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2009)、《中国音乐史基础知识150问》(2011)、《音乐界一桩历史公案》(刘再生音乐文集,2012)、《嘤鸣集——刘再生音乐评论文集》(2015)、《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修订版】“古代音乐卷”、“近代音乐卷”(待出版)等。其中两本《简述》为中央音乐学院等多所高等音乐艺术高师院校作为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采用,在香港、台湾音乐专业院校也有广泛影响。著名学者黄翔鹏先生曾评价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吾以此书为近年所刊中音史之最有价值者,由衷之言也。此书不摆历史著作的架子,不走老路,有心得,能反映近十年来音乐史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决非闭门造车者所可望期成绩也。”他主要学术成果均完成于退休之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现为西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乔建中对其学术作风有如下评价:“30年来,再生先生坚守史论两域,纵横捭阖,成绩斐然。其治史,以问题为纲,以史料为据,娓娓道来、清晰明畅;其写人论乐,以史实为准则,以作品论短长,不跟风,不迎奉,率性而作,文质两优。其人之才情,其文之用心,一如往日。”在音乐界享有较高声誉。

曾获山东省第6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1),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三等奖(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1995),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泰山文艺奖评奖委员会“首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著作一等奖(2008),山东省第25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化学一等奖(2011),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民乐艺术终身贡献奖”(2011),山东省社会科联合界2012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山东省第30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化学一等奖(2016)等多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