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常年坚守在民族器乐教学第一线的专业老师,每年夏天,看着从全国各地音乐院校走出的民乐学生的背影,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涌上心头:这些将要成为民族音乐传人的年轻人,他们在学校学到了什么?他们身上有没有种下民族音乐的根?他们对自己民族的音乐了解多少、认识多少、掌握多少?他们能否承担起民乐传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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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我们培养民乐传人的地方。每当来到各地音乐院校的教室里,你会发现,我们的琴房被大大小小的钢琴之声所包围,学生的耳朵,随时都在用十二平均律的标准来训练、来修理。我们的课程表上,排满了西方乐学理论——视唱练耳、作曲技术、曲式分析等的课程设置,在大部分音乐学院的系科里,基本上听不到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古琴音乐,也看不到中国乐学基础的黄钟大吕和减字工尺。近百年来,国人在自己开办的音乐教坊里,我们兢兢业业地为西方音乐传宗接代,而本土音乐的内容(比如中国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民族声乐、器乐技术课等)几乎占不到四分之一,更谈不上国学意义上的音乐文化传承。作为一名民族音乐的传承者,我们不仅要扪心自问:这样的学校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音乐学院?这样的学院能不能培养出中国人自己的乐学人才?

 

古人说过:“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乃声之宗也。”如果说,世风乡语是音乐生成的基础,音律是音乐生成的宗法和基因,那么,在国人把转基因食品视为洪水猛兽的今天,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辛辛苦苦了一个世纪,是不是在悄然走着一条自我转基因之路?以钢琴十二平均律为基础的西方乐学体系,是不是中国音乐自我转基因之路的起点?中国音乐教育自我转基因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就拿二胡为例,在20世纪进入独奏时代之前,二胡是遍布各地民间百戏中的伴奏乐器,它的根脉深深扎在地方戏曲、民间歌舞和说唱音乐之中,可以说,草根性、地方性是二胡的文化母语。

 

当二胡从“伴奏时代”走上“独奏时代”,二胡的身份由“响器”、“乐器”而成为“道器”的百年行程中,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独奏二胡一直极力摆脱着对声乐唱腔的依附,作着专业化(去民间化)器乐化(去中国化)的努力。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专业二胡教学从刘天华时代“中西调和”思想对西洋小提琴演奏技法和教学之“借鉴”,逐渐演变成了以小提琴基础训练思维为主的全面“替代”,各种西洋模式训练的练习曲和教材应运而生,二胡的训练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进行大量的音阶、琶音、音型模进和快速技巧练习,成批的专业或业余二胡手,沿着小提琴化和钢琴化的训练思维拾级而上。

 

时至今日,我们不幸地看到,学院派二胡已经由世纪初刘天华的“调和之路”,逐渐走向了小提琴化(比如揉弦由“民族唱法”变成“美声唱法”)、钢琴化(音律由五度相生律转向十二平均律,发音由“线性思维”向“点状思维”)、交响化(旋律由“歌谣化”进入“动机化”,曲式结构从“单三”、“复三”、“协奏曲”、“狂想曲”、“套曲”)的“西化之旅”。二胡的作品,已逐渐少见昨日乡风俚语之音律,鲜有黎民百姓之语风。在“更高、更快、更强、更壮”的时代语境中,沿着工业化、标准化、竞技化的西化之路一路前行。专业二胡,离我们的母语越来越远,离我们的听众也越来越远,以致于有人惊呼,警惕二胡有“生之民间、败之庙堂”的危险。由此而引发在创作、演奏、教学各方面的困绕,已深深引起了乐界同仁的思考。这,也是近世专业民族器乐发展的一个缩影。

 

还有那被西方人士称之为“盗版音乐”和“盗版乐队”的一部分中国民族管弦乐作品和各大民族乐团的乐队编制模式等,同样让人疑惑和忧虑。

 

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音乐发展一直在做着“去民间化”、“去中国化”的努力呢?

 

从大的背景来看,这当然是在现代化中国西方化进程中产生的。有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史就是西方化了的历史。有音乐学家说过,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史就是西方化了的音乐史。

 

一个世纪过去了,回首望去,我们在音乐方面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我们是不是从世纪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成了今天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在西方乐学体系的培育下,我们能不能产生真正的中国音乐?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体系的培育下,我们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在西式大餐体系的培育下,我们能不能真正地做好中餐?

 

反过来问,中华民族音乐的根是什么?它在哪里?寻找民族音乐之根的意义是什么?在没有根的路子上我们又能走多远?

 

具体说来,华夏民族音乐的DNA又是什么?谁来研究、发现、传承我们民族的音乐基因?从古到今,几千年的中国音乐教育是如何传承的?中国音乐教育有没有自己的乐学体系?中国音乐的“黄帝内经”又是什么?谁来研究和建立我们自己的乐学体系?

 

再者,在文化的领域里,新的东西就一定是先进、旧的东西就一定是落后吗?先进的就一定是西方化、工业化吗?在音乐的领域里,有没有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我们的音乐百年老号还剩下什么?谁来传承我们的百年老号?

 

如果说,20世纪初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和甲午之殇的背景下,我们引进西方、学习西方乐学、借鉴西法是为了寻求中国音乐崛起的助推器,那么到了21世纪,我们是不是该脱离这个助推器,以中国音乐自身的火箭头冲向太空,以期与世界音乐对话?

 

意识到这些,是否就意味着模仿西方的毕业?

 

其实,就音乐而言,答案非常明确:根就在脚下,路也就在脚下。中国戏曲和古琴,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音乐教育中传承中国音乐的必修课,是中国音乐基础学科的“皇帝内经”。说唱与戏曲、民歌和地方乐种才是中国人学习中国音乐的四大件。中国音乐的复兴之路应该从传承华夏之声开始。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教授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中国基因,中国智慧,西方技术”。在民族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现代民族音乐的寻根之路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