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惠芬,一位二胡演奏艺术家,以她绝世的才华和技艺,傲世的豪情和风骨,传世的信念和精神,为二胡史,为民乐史,甚至是中国音乐史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传奇。这传奇,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怀念、思考和启迪。

24

在闵惠芬逝世一周年的今天,全国各地民乐人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二胡艺术大师。这次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上海民族乐团举办的由音乐会、研讨会和公益活动组成的闵惠芬周年纪念系列活动,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里是闵惠芬艺术的家,闵惠芬艺术成就的地方,来到这里,我们仿佛同闵惠芬靠的更近。

一个人走后,为何能引起同界和世人如此的怀念和关注?她的艺术魅力究竟何在?闵惠芬的琴声为什么能够穿越半个多世纪而不衰减,她留给我们了什么样的思考?我们究竟要向她学习什么?这,就是纪念的意义。

这次纪念音乐会的主题,抓住了闵惠芬二胡艺术的关键词。“扎根人民弦韵永存”只有坚持艺术的人民性,才能走出一条成功之路,这是闵惠芬二胡艺术的生命线。当然,除了“人民性”,还有一个“民族性”的根基,闵惠芬的艺术人生,走的是一条立足传统、面向大众、目不斜视、坚定不移的民族音乐之路。如果说,“人民性”是个现世的概念,是个横向坐标,它着重于为什么人的问题;那么,“民族性”则是个恒世的概念,是个纵向坐标,它着立足于何处的问题。

23

我们打个比方:音乐创作就好比烹小鲜。“人民性”,是指你这个菜是做给谁吃的,是小众的还是大众的。小众的、专家的,你可以探索实验、甚至刁钻猎奇;大众的,普世的,你要可口好吃,才会有人来埋单。所谓“民族性”,就是个做西餐、中餐的问题,当你面向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时,你只能做中餐,做西餐偶尔换换口味可以,但要连续吃上三天,恐怕一般人都会接受不了(大凡有过出国经历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那么你要说,我们中餐要现代化、国际化,不能总是烧饼油条糯米团子。那么,如何使我们的传统美味既保持原有风味,又适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这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

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个亲身经历:去年夏天,我在八百里伏牛山中的乡村“火锅店”老板家里,把南来北往的“南阳大调曲”听了个够,因为这里有不少人都喜欢大调曲子。在我们专业音乐院校里几近绝迹的民族乐器三弦,这儿有九十多岁的老人在弹,有十几岁的娃娃也在弹。山民们认为,大凡能摸几把三弦的人,总是和学问和品位有几分联系。因此,每逢迟暮时分,只要三弦、鼓板响起,乡亲们便三三两两,信步而来,随性而去;唱者如痴,听者如醉,从《三国》《红楼》,到《渔樵耕读》《伯牙碎琴》,似书斋、课堂,又似舞台、雅聚,活生生一副“深山庶民赏乐图”!原来,真正的民乐传承还在民间,在这远离都市的偏僻乡村,老百姓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民族音乐的根脉。临行之际,当我问及房东的火锅为什么会生意红火、远近闻名时,店老板意味深长地朝我一笑:“要想拿住火锅底料的味儿,就要用牛油,用洋人的奶油可是不行的……”好一个”牛油、奶油“之说,店老板一句话点破天机。我们是不是在民乐创作中放了一个世纪的奶油,做出来的音乐中餐不受老百姓欢迎了呢?

22

本文作者(左二)与山民一起听唱大调曲(2013年8月河南南阳太平镇)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音乐创作一直在做着“去民间化”“去中国化”的努力?

这一切都是在现代化中国西方化进程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详见岳峰:民乐教学的文化学思考)……

有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史就是西方化的历史。

有音乐学家说过,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史就是西方化了的音乐史。

一个世纪过去了,回首望去,我们是不是从世纪初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变成了今天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我们在得到的同时又失去了什么?

从音乐会的现场来看,我们的二胡曲“江河水”是不是用民族管弦乐伴奏就一定比一架扬琴伴奏感人呢?东方审美的“以一当十”是否被遮蔽了?

我们的京胡从三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中剥离出来,就一定意味着创新了吗?

我们的先人用多年的智慧磨合而成的广东音乐“五架头”(二弦、提琴、三弦、月琴、横箫)就一定是落后、老土吗?

新的东西就一定是先进、旧的东西就一定是落后吗?在文化的领域里,先进的就一定是西方化、工业化吗?在民乐的领域里,我们的文化遗产还剩下什么?(详见《东方早报》廖阳:中国民族音乐的根是什么?)

21

事实上,闵惠芬二胡的艺术之路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根”,就在脚下;“路”,也就在脚下。地方戏曲、民间音乐才是我们民族器乐真正的源泉。闵氏二胡声腔化的本质,就是开启了现代二胡的寻根之路,开启了现代民乐的寻根之路。它不仅体现了一位演奏家多年演奏实践的真切感悟,蕴含着一位艺术家为民族为大众的毕生追求,还凝聚着一位思想者的历史视野和艺术智慧。这种集一世之功修炼而成的艺术智慧,值得行走于竞技时代的二胡今人深深思索……

2015年4月28日于金陵